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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兆琼 周依亭 杭州、上海报道
从上月下旬开始,一系列来自中央政府高层传达的讯号让中国民营大亨们开始恢复信心。而上月底,13家浙江民营企业入股的浙商银行开始试营业则被当作这种信心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据悉,该银行是中国首家民营银行。由此,“敢做敢为”的浙江民营企业家们参股甚至控股银行的热情空前高涨,这甚至被某些企业家认为是掌握自己资金命运最好的办法。
但是,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警惕性同样迅速提高,本报记者在深入调查和采访了绝大部分浙商银行的民营股东后发现,此次组建可谓一波三折,整个过程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一手主导,从股东名单的确认到股权的分配直到董事长、行长的人选,握有超过85%股权的股东企业很少有发言权。
即使这样,能够最终入围的企业依旧兴奋不已,因为在经过重重考察和选拔后,最早参与的数家知名企业已经退出,其中包括吉利集团、奥克斯集团、大东南集团等三家企业(其中奥克斯集团负责人否认了公司参与了此次重组)。分析人士指出,在“力保国有银行”为宗旨的中国金融改革中,民营资本即使进入了银行体系也将面临重重困境,至少希望就此直接解决信贷问题显然已无法做到。
首家民营银行开张业务全面升级位于杭州庆春路的“浙商银行”开始试营业。8月4日,记者看到浙商银行的一个部门正在商谈将多少比例的邮政储蓄拉进该银行的存款当中。
随后,本报记者独家获悉,该银行的首次临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将在8月6日早上召开,并于5日晚上8时领取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相关材料。由于种种延误,直到晚上10点半,各家股东都没有拿到相关材料。大会秘书于先生一再向股东致歉。
记者未能拿到相关材料,但在获取的一个日程表上表明,次日早上8点30分将召开董事会,随后召开股东大会。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明天的会议安排的时间非常短,议程上也不会讨论太多的细节和业务,而大部分股东企业的一把手也未必参加。
该人士透露,真正令人兴奋的话题还是关于浙商银行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浙商银行的前身是浙江商业银行,成立于1993年,是浙江惟一一家中外合资银行,由香港南洋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合资组建。原来的经营业务只局限于外币,现在重组后的浙商银行拥有了全国性的银行牌照,经营范围从原来的外币业务扩展到人民币业务。现在,该银行已经开始在宁波、北京筹备设立分行,其中北京分行可能设在王府井附近,初步计划为3-5年内业务网络基本覆盖全国。
谁主导民营银行?
8月5日,本报记者独家获取了浙商银行已经完全确定的股东名单,该名单和此前部分媒体所预计的有很大出入。此前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第一大股东的浙江国信控股出人意料地仅持股接近4%,三家企业并列成为大股东:浙江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万向控股集团、浙江旅行者汽车集团以10.34%的持股比例并列第一;随后的股东还包括轻纺城、浙江广厦以及横店控股等全国知名民营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150073万元,共15家出资人,13家民营企业。
一位不愿具名的股东代表介绍了此次重组的过程,并表示该重组基本上由地方政府一手主导。该人士介绍,2003年初,原浙江商业银行首先完成了内资化:由省政府划拨资金给浙江国信控股,收购其他股东的股权。随后在2003年12月,浙江广厦向浙江国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受让1829万股股权,受让价格为每股1.1元人民币,并认购新增股权10171万股,浙江广厦就持有浙商银行10.16亿元总股本的11.32%;同时,轻纺城也宣布斥资17268.4万元入股。后来由于银行股本有所增加,注册资金也从10亿增加到12.7766亿,轻纺城和浙江广厦的股权比例也随之稀释为9.54%。
其他民营企业的进入则开始于今年初,有消息透露,在最初的一份上半年股权重组的计划方案中,浙江国信控股还是第一大股东,持有18.87%的股权。此外,吉利集团、奥克斯、大东南等企业都在该计划中,其中吉利还计划持有7.55%的股权。但是,在现在的确认股东的名单上,这几家民营企业的名字已经看不到了。
对此,吉利集团总经理徐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当初是打算8000万入股,主要是为了我们以后的汽车金融业的发展;后来觉得银监会的规定和我们的想法不符,而我们也想专心搞好汽车业,所以就退出了,和吉利的发展计划有关,没有什么特别。”而浙江国投方面的人士则告诉记者:“浙商银行的最终股权结构都是由浙江省政府一手安排,我们股东说了不算的。”
轻纺城的控股集团——精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金良顺向本报记者解释了上述情况的原因:“最后没有入选的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次入股过程中有没有股东资格,银监会是要审核和筛选的。在目前这个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的资产经营情况并不是十分良好,这可能也好行业有关,银监会可能调查了企业的净资产情况和负债率情况,有些企业不符合要求。”
一位退出参股浙商银行的股东代表表示,“这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其董事长内定为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行长是人行杭州分行的行长。”本报记者随后向浙江省政府和人行杭州支行确认,但遭到了这两个部门的拒绝。
民营银行的内部博弈
尽管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在此次重组过程中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但数家民营股东依旧表现得极为兴奋。浙商银行股权最少的浙江厚源纺织有限公司(该公司属于浙江新澳集团)执行总裁吴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我们的股份不多,并且确实在组建过程中有一些和以前想法不同的地方,但为了企业的后续发展,进行此类的投资是必要的,未必是专门为了争取信贷。”
但还是有企业透露了其真实的想法,一家已经退出的企业负责人私下对记者表示:“因为银监会对股东贷款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我们原本参股是希望能够获得一定的股份,这样对于我们获取流动资金贷款会有一些帮助,当初至少有20多家企业想参股,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有不少都退出了。”
而导致这样的心态或多或少和部分企业在此次宏观调控下体会到了压力,“银根收紧,我们非常困难,很多年初设想的项目被迫暂停。你知道吗,在我们省民间资本最充裕的温州,一度就出现了高达12%的贷款利率,甚至有些地区达到40%的天价。”
这显然更让政府和监管部门有理由提高警惕。“在政策法规的规范下,监管部门提高淘汰率以及企业自觉退出是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相辅相成的两个特点,一来监管部门要控制风险,限制一些企业进入;而企业也在参股过程中发现,参股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多的利益,所以最终自觉退出也很正常。”浙江省银监局一位官员私下对记者说。
该官员介绍,股权的平均、分散安排也正是为了防止不良情况出现,而所有的股东都不能派出任何人员参与经营管理而只是参加董事会也出于这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