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论述其实都不过是个老调重弹的问题。它有什么好处，应当怎么实现，都是早有定论的东西，然而现实中依然有诸多现象没能把这一原则完全落实。
本报记者多方采访的有关“鸟巢”工程暂停施工以及其他奥运工程将要发生的调整，再一次让人们关注到这个问题。
因为距离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时日尚早，这期间有关场馆建设出现合乎情理的调整变动本不足为奇。但是透过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我们发现最近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确实已经涉及到决策如何完善和改进的问题了。
引起整个奥运场馆建设方案的调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这些馆场的安全问题存在顾虑，二是花钱太多。如果仅此而已完全可以理解。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师王先生说，“这不仅是钱问题，也不仅是技术问题，它还是决策本身的问题”。
人们对建设方案调整的关注，说到家还是关注当初是如何确定这样一个重大建设方案的过程。显然，建设这样大规模的建筑群，事关重大。会有数不清的利益群体参与其中，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诉求，比如开发商，比如供货商，比如施工方，比如地方政府，比如奥委会。要如何使各方在一个有序的合乎法定规则的状态下尽情博弈，最终达成妥协，这个中间过程我们依然缺少对它的细节十分详致的了解。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决策效率似乎是一对矛盾。民主科学的决策需要听的意见多、需要讨论的时间长、需要公众参与的程度深，这确实会花费一些时间。集中快速的决策当时看可能效率确实提高了，但这样方式做出的决策一旦产生错误，在损失方面也同样效率会高。如果把为修改失误而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放在一起计算，到底哪一种方式效率更高便能一眼看出。而且越是办大事，风险越大，一旦错了，就有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大事的决策更需要科学与民主。
在这里可以提一下北京西客站的建设。西客站是世界第一大的火车站，耗费30多亿人民币。但是不是这些钱还可以花得更好一点呢？先前有专家提出花4亿人民币认真改造北京原有的东南西北四个客站，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的建议在建设西客站之初是不是很好地听取了呢？
中国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陆建华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政府出于保护公众利益的考虑而做出了决策变化，结果却可能造成经济损失和政府公信力受损。
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奥运场馆建设调整的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自去年开始的全社会对“ＧＤＰ崇拜”的反思，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反思，反思我们心中或多或少存在的希望最大最好的心态。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大把花钱的时候，也有为节省一分一厘费尽心机的时刻。如果我们总是喜欢多方面思考，我们就能少犯点错误，换到公共行为上来，如果能够给各方面都有充分平等发言的机会，然后按照一个公认的好的办法进行决断，我们的错误也能减少很多。关键在于，这样一种制度性安排要让它在事前就发挥作用。
陆建华先生也说，政府的决策过程能否更多的由事后诸葛亮成为事前诸葛亮？
事情一天一天在进展，其实，今天的“事后诸葛亮”对于明天来说就是“事前诸葛亮”。通过这样一次调整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实现创造一个好的案例，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积极意义之一。
于是，“鸟巢”要不要改变或者说怎么改变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鸟巢”的改变机制。正如陆建华先生所言，亡羊补牢最终补得牢不牢，还是需要决策过程有公开透明的程序以及问责制、赔偿机制等等来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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