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研究显示：权力、金钱、文化向上层集聚——社会“向上流动”渠道遇阻
本报今天消息 最新一期《新民周刊》报道：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最近推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其中“干部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引起热烈争论。而三年前，该课题组出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社会已分化成十大阶层”，也引起海内外关注。记者最近专访了两书的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研究员。
“2.1倍现象”并无特别
记者：很多媒体在介绍《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时，都用一个很醒目的标题：“干部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
陆学艺：其实，这个数字低于“文革”前的2.94倍和“文革”期间的4.23倍。国外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在14岁的时候，父亲的职业和文化程度对其今后的职业和文化程度会有很大影响。“2.1倍现象”并没特别之处。
记者：现在各界很关注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走向。
陆学艺：中国的人均产值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在1000美元以下时，大家埋头解决温饱，社会总体是平静的，社会流动的问题不那么突出。现在达到1000美元，意味着够吃了，有的人可以买小汽车了，但有的人生活水准反而可能下降。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人均达到三五千美元，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照顾这一部分人的生活，但现在想照顾却没钱，社会保障力不从心。在这个阶段，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社会资源向上层集聚
记者：书中提到，中国社会结构渐趋开放的同时，社会资源趋于向上层集聚，有的社会流动渠道有被封闭的迹象。
陆学艺：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的。中国由于特殊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
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问题在于开放得不够，在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
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一方面是渠道开放不够，另一方面是应有的补充手段做不到；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我们期待进一步的改革能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八年长此以往，那么，问题恐怕就不是“干部子女当干部的几率比一般人高2.1倍”了，这个数字可能就会高得多。
中间阶层没“大”起来
记者：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陆学艺：应该大的阶层，中间阶层，没有大起来，应该小的阶层，农民阶层，没有小下去。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政策引导，使中国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币贬值50%以上，同时货币贬值的还有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但韩国中产阶层发达，中产阶层把金银首饰都拿出来捐给了国家，因为中产阶层希望社会稳定、经济稳定。比起韩国，其它国家到现在还没真正缓过气来。如果中间阶层大起来了，这个社会的一半就是稳定的。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中间阶层。
三大制度必须“清障”
记者：有人说，中国的中间阶层不发达，是因为经济总量还不够大。
陆学艺：中国的中间阶层不发达并不是因为经济总量不够大，拉美国家的经济总量还小吗，但社会阶层结构还是“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目前主要的问题在于制度性障碍，户籍、就业、人事这三个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不合理的部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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