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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得知董辅礽老师仙逝的消息的时候，仰望苍天，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我在4月底离开加拿大的时候曾打电话给他，问讯他在美国治疗的情况。董老师很乐观地回答说，一切都很好。他马上把话题转到中国金融改革上来。他再三叮嘱，民营银行试点一定要抓紧，越快越好。带着董老师的嘱托我回到北京，为开放民营银行而奔走呼号。不料改革尚未取得突破，而董老师却已经驾鹤西去，怎不让人感到无限伤感惆怅。
十多年前，我曾经提心吊胆地请董老师为我的新书“国际贸易和经济改革”作序。没想到他欣然答应，很快就把写好的序言交给了我。在序言中他写道：“我和徐滇庆教授很有些缘分，他是张培刚老师文革以后的第一个研究生，我一向把他当作师弟看待。在他的著作中也有培刚师教诲的一份心血。”董老师是张老师的得意门生，比我早了差不多30年。可是他依然尊重师长，爱护后进，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2000年我和许多经济学家一起发起成立长城金融研究所，全力推动开放民营银行的研究。董老师是最坚强的支柱之一。无论什么时候我向董老师约稿或者请他来开会，只要他的时间能安排得开，无不欣然答允。开放民营银行的改革很快就要出成果了，而董老师却离开了我们。当人们回顾金融改革历史的时候，一定会铭记他的卓越的贡献。
（2004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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