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并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在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世界各地都有很成功的例子。我们没有必要从市场原始积累再走一遍
就目前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本刊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她是该中心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负责人，长期从事卫生经济研究。
新闻周刊：以产权多元化为主要诉求的医院体制改革是否能解决当前的医疗领域的问题？
李玲：我个人认为不能解决。目前医院体制改革的矛头直指产权，这是一种幻觉——产权一试就灵。
政府很想在医疗改革中有所作为，并希望寻找一种灵丹妙药，解决当前的医疗问题，最后找到了产权——医院体制改革的核心。但是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
目前老百姓抱怨的焦点就是“看病难、看病贵”，那么如果体制从产权上改了，医院的收费能否控制下来。比如：北京的同仁、协和等大医院都变成股份制、产权多元化之后，就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一定。
我们在广东东莞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国内的非营利性医院和营利性医院的经营业绩差别非常小，也就是说所有权并不是一个关键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公立医院产权不明晰，其实我认为公立医院的产权很明晰，政府出资一般也很明确。所以，没有必要为了明晰产权而进行产权多元化。
在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世界各地都有很成功的例子，比如香港，他们的医院都是政府拥有的，但是采用了公司化治理。通过委托代理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一个世界趋势，我们没有必要再从市场原始积累再走一遍。而且，这个过程中将带来很高的成本，医院的成本很不同，医生的无形资产占很大部分，现有会计制度很难评估他的资产。
新闻周刊：那么你认为目前医改的主要问题和手段应该是什么？
李玲：现在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和监管都不够。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从1949年到1978年，人均寿命翻了一番还多，从32岁涨到68岁。虽然当时政府收入跟现在没法比，但当时实行的是公费医疗，政府将力量集中投入在公共卫生医疗上；而1979年之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府投入一再减少，个人付费增多，总量在增加，但是并没有显著效果，钱花得很无效。人均寿命只增加了三岁。
另一方面，政府对医院的监管还出现了监管失灵的局面。目前由于政府给公立医院钱少，所以他根本就不管。实际上，他们也管不过来。
我认为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医院体制改革。实际上，目前的医疗问题是国企改革20年来的积累的问题，它牵扯到很多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综合治理。
医改就应该还包括医疗保险、医药生产和流通、定价、准入等多个环节。
新闻周刊：目前，卫生部酝酿将医院分类由非营利和营利改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你如何评价？
李玲：其初衷是欢迎外部资本进入。人们担心，社会资本都是逐利的，让他注册非营利医院他就不干。存在投资动力不足。
实际上，如果鼓励民间投资医疗，那么修改现行的税率即可，没有必要再重新分类。
从2000年开始，中国按营利与非营利划分医疗机构，并对两者采取不同税率。前者的营利可以用以投资人分红，而后者享受免税的同时，营利只能用来医疗再投入。这也是国际上的惯例。
目前投资“非营利性”医院的优惠的确不多，投资人只能免除3%的个人所得税；而投资“营利性”医院的税率偏高，企业所得税高达33%，营业税达5%。
根据美国本土调查显示，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的经营效绩是相类似的，但由于非营利性医院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大部分的私人投资者都选择投资非营利性的医院。所以不必担心投资动力不足。
新闻周刊：目前世界上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李玲：医改同样是一个世界难题，美国的医疗是最市场化的，但其医疗卫生也问题丛生。目前美国大选中，民主党的候选人克里在国内问题上很大一部分就是提医疗改革。
目前的世界经验是，政府的干预在不断地加强，比如美国老年医疗保险，美国是医药分开的。以前老年医疗保险是不包药的，只提供相应的服务。但是布什就将药包括进去。
实际上根据国际经验，医院的外部监管也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国外对于医院的监管极其严格，特别是对于非营利性医院的资金流向实行严密监控。
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国内的医疗监管失灵非常严重，非营利性医院往往都是最营利的医院，只不过在账面上不体现罢了。监管者要重新定位，不能“医政不分”，沦为公立医院的“总院长”。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王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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