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怀念董辅礽
2004年8月1日
老董走了，并不完全出乎意外，但是7月30日噩耗传来，还是觉得突然。之所以不意外，是因为在了解了他的病情后，根据自己对癌症的常识，大致就有了一个判断。在老董去美国治病的时候，我就对我身边的人説“凶多吉少”。后来我看到2月17日《环球时报·生命周刊》的报道。有一天我去北京医院时把我得到的《环球时报·生命周刊》拿给王丽萍大夫和老院长吴蔚然看。吴院长判断是“难以治好”。
这家周刊用老董第一人称发表《我去美国治肠癌》，其中对他的病有颇为详细的介绍。许多事情2003年9月他从美国探亲回国后到协和医院住院检查，我去医院看他时，他就告诉过我了。也有一些事是我看了这张报纸后才清楚的。尤其听到老董讲自己后悔2002年体检时，对已经发现潜血自己没有当回事。他严于责备自己，而没有去责备医院，这是老董厚道之处。不过我还是想説一下当时医院也有处置不当的责任：医生认为血来自痔疮。这使我感到奇怪：痔疮怎会产生潜血。我对肠癌不陌生，因为就在这次同他见面不到半年之前，我就因为在做肠镜检查时发现横结肠有可能癌变的大肿瘤。当时医生要我去做肠镜，就是因为发现有潜血。因此，我想协和宁肯对他多做几次潜血检查，也不应轻易放过。今天我还想就另一件事讲一讲自己对医院的一些意见。我听说他们曾要一位正住在病房、而且已经切开气管的、107岁的中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冒险为一位部长而换病房，第二次又要求他为一位省委书记挪房。而且据说部长和省委书记本人并不知道。如果是这样，医院的管理就太成问题了。
我之所以感到突然，是因为就在7月1日，胡冀燕给老董去了个伊妹儿，其中写道：“好久没有与您联系了。您的近况我通过小周和金梅，有一些了解。于老和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和想念您”。然后接着还告诉了老董，7月4日我满89岁生日前一天，准备在华润大厦搞一个小型聚会。胡冀燕还告诉他，我最近做过体检，各项指标比预想的好一点，不过潜血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每个月都查一次。她还写道：“于老把自己的病也作为研究对象，从不烦恼，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种心态对他的身体无疑是非常有利的。这恐怕也是他长寿的秘诀之一。但愿我们也能像他那样达观。”第二天7月2日老董就给胡冀燕发回一个伊妹儿，说了这么几句：“谢谢于老、你和其他同志的关心。我的情况不大好，最近气短，缺氧。今天在医院13个小时，做了五种检查，看明天CT结果。于老89岁，我遥祝他健康，超过100岁。我曾写一篇《守身为大》的文章，内谈到于老的学术节操，已在《金融时报》和《经济界》发表，《经济界》将送给于老。其实我发给你过，你可能未收到。”
老董的身体一直非常的好，他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中说自己：“年轻时身体状况一向很好，平时连感冒也很少得。有点不舒服，自己吃点药就过去了。特别是到了冬天，上身只在衬衣外加一件单夹克或西服，下身仍只一条单裤，我把这称为‘对自己实施冷空气浴’。生活中我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吸烟也不酗酒。在我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后，从1998年开始，每年都要到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一次体检，因为体检结果要上报，这才建立了医疗档案。人过了70岁，自然要想到保持健康，我也不例外。2002年体检时，几乎所有检查指标都正常，以至连医生都问我，您怎么保养得这么好？”老董的身体好是在经济学家中人人都知道和羡慕的。我没有想到，怎么一下子竟是他得了重病。更没有想到7月2日他还写信给我，而就在这个月的月底他就突然地走了。看来，病魔不管你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它一定要把你带走，你也没有办法，只有跟它走。
他回来之后，我觉得经济学家应该开一个追思会。对去世的人要做三件事：“殡葬传”。“殡”就是一系列的告别式；“葬”就是处理遗体；“传”就是把这个人一生中有价值的东西向后代传联下去。老董作为我国一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无论是做人、做学问都堪称楷模，值得传下去东西很多。我们有责任在他走后，做好传的工作。
在1997年他满七十岁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他是一位年轻的老经济学家》。我之所以能用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那一年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文章里说，“我相信老董在未来的十多年中，再经过一番努力，对我国改革中的这个重大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将能作出新的巨大的贡献。我自己如果健康条件允许，也愿意和老董这样的‘年轻的老经济学家’，以及年轻而不老的经济学家们一起并肩战斗。当然我恐怕只能敲敲边鼓、讲点抽象的原则，参加不了主力军的队伍。”又是一个没有想到，老董本来是主力军中的一员，而他却不能参加了。
我和老董的交往，特别值得讲一讲的有一点。有一年，已经成了党中央书记的邓力群，组织了一个针对我本人的生活会，有的经济学家积极――或者不那么积极地参加了。人民大学的宋涛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张有仁教授拒绝参加，我一直记在心里，是很感谢他们的。老董也接到通知，而他是陪绑性质的，要求必须到会。于是装没法检查的腰痛，勉强到了会场。一言不发。我和他见面，虽无法打招呼，但彼此会意。在他的《守身为大》一文中，他提到了这件事。我们之间既是同行，更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和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我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邓小平让政治研究室联系指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在这件事情上我和胡绳的分工是，他联系学部机关和东城的那几个研究所，我联系在西城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负责筹备《思想战线》。同时邓小平和李先念等商量建立了一个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由我担任第一任所长，薛暮桥、许涤新、齐燕铭三人是该所顾问。
在那个“四人帮”还在台上、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艰巨斗争的时期，老董很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四人帮”的工作。我派他去上海，了解“四人帮”在上海如何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当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他积极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还接受我决定要他主持编写一部《国民经济统计学辞典》的任务。同时我布置经济研究所另外一个同志主持编写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
可是没有多久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两部词典都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写作，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这时候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又成为批判重点单位，“四人帮”的势力要经济研究所来批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由于我分工联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我当然是批判对象，老董拒绝对我进行批判，而那位编《政治经济学辞典》的同志参加了。这件事情我也至今没有忘记。
后来，在“四人帮”粉碎之后，哲学社会学学部的吴亮平同志在经济研究所内试用由研究人员选举所长的做法，董辅礽当选为所长。
在这个时候，我发起在《人民日报》上举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同老董商量，由他出面召开一次座谈会，发起这项讨论。他积极组织了这次讨论。举行这个座谈会这件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是全国报纸上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开始、这是我同老董又一次合作。
我觉得在他七十岁时候我写的那篇文章中，许多事情都没有讲到。所以他到了美国之后，我想和他共同回忆一些事情，因为有些事他记得比我清楚。我们通过伊妹儿联系。他告诉我，在批邓之前那段时间，他和刘国光两人被我借调到国家计委经济学研究所，这件事情我就忘记了。后来，我给刘国光说起，果然有这样的事情。
还有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建立，他出的力量很大。至今经济科学出版社的人和他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在经济学家当中，我和老董的关系是特别密切的。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不仅仅是口头上的。2003年他主动提出要为我筹集一些研究经费，这件事他很上心，四处向他的学生们求援。在他的努力下很快就筹集到了。这使我很感动。虽然我没有当面向他表示过，但内心是非常感谢他的。
总之我不仅重视他的学识和成就，也重视他的正直和关心人的品德。我知道他在武汉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对他也特别好。他的老师中有一个熊彼得的学生、萨莫尔森的同学张培刚，还有一位杨端六。他的学生同他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很关心他们的学业长进和事业进展，双方感情深厚。在这次他去美国看病的时候，他遇到一个费用问题。出发前在协和医院他告诉我，他的学生们当知道老师要去美国治病时，纷纷解囊，主动为他赴美就医凑了不少钱，并成立了供他治病的基金。这也使我看到了老董在学生中的威望和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他去世的消息，上海《文汇报》发表得最早，就是武汉大学提供的。
关于老董的见解和人品，以及他在经济学领域中的贡献，在座的经济学家一定会有自己的体会。我们这次追思会就是一次交流。而且我想这种交流应该不止是这一次。老董虽然走了，但他永远在我们中间。
今天，我就讲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