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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辅礽先生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是一种福气。我想,自从我迈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大门起,就开始在耳濡目染中读董先生这本书。从这本博大精深的书里,我懂得了怎样自强不息地治学,怎样乐观向上地生活,更重要的是,学习怎样正直刚强地做人。这本书中蕴藏着的丰富知识、无穷智慧和做人品格,是我一辈子都必须尽力去学的,也是学不尽的。我将因此终身受益。
皓首穷经 学富五车
董辅礽先生知识渊博,经济学造诣深自不待言,对与经济相关的一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也有很好的把握,同时对自然科学饶有兴趣。这和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只知埋头自己的专业,很少过问自然科学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方面的例子应当说是数不胜数,这里,我只讲述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
记得1994年深秋,我到大连市进行一个课题的调查研究,恰逢董先生率全国人大执法检察小组到辽宁省视察《消费者权益法》等法律法规的执法情况,正在大连。执法检察小组在当地的活动结束后将考察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我有幸“搭便车”随团前往。上中巴车后董先生让我与他同坐一排,以便在路途中我能抓紧时间顺便汇报近期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大连方面由当时的市计委主任陪同,一路上就看到的企业进行概要性说明,同时简要介绍大连市的经济发展情况。
到开发区的途中路经一家我国与法国合资经营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远远地看到巨大的连片厂房和大型成套设备。因这一企业不在行程计划中,市计委主任只在车上作了简单地说明。可董先生并不就此作罢。除了详细询问该企业产生背景、合资方式、投资规模、原料来源、产品结构、市场情况、经营绩效等经济问题外,他仍打破沙锅问到底,就主要石化产品的技术持点、工艺路线、设备配套等专业技术问题深入提问,有时则是与市计委主任进行细致的讨论。因是颇为艰深的专业技术问题,满满一车人既无法插上嘴,也听不明白。只听他们俩人一来一往的问答,其他人有如坠入云雾之中,不得要领。后来听到董先生不依不饶,穷追不舍的提问,大家似乎都开始为市计委主任捏着一把汗,惟恐他答不上来。好在市计委主任正是主持这一合资项目建设的中方专家,圆满地一一回答了董先生提出的各类问题,俩人讨论得也满有心得、相得益彰。我在旁边好像是上了一堂石油化工专业技术的启蒙课,颇受教育。
在大连开发区,一行人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国家重点工程,大窑湾港口。港口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在现场作了基本概况的介绍之后,董先生又虚心地向他请教,随之开始了关于港口建设问题的专业性讨论。讨论既涉及到港口本身的自然状况和建设内容,又涉及到与港口配套的其他陆上基础设施。如疏港方面的涨退潮水情、防浪堤结构、引水方式,港口吞吐能力方面的泊位数和停泊参数、装载参数、外港停靠,陆上配套运输方面的铁路能力、编组、调度、衔接等,甚至细致到关于港口龙门吊车的制造材料和工艺、世界主要生产厂家的实力和特点等。
我一直在旁静静地倾听,这时仿佛在上的是一堂生动的现场港口建设专业技术课。一方面深深佩服董先生知识的渊博和求知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深感自己的无知、浅薄。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难得的机会,学习和积累知识。迎着深秋大连湾颇为强劲的海风,只见仍穿着件衬衣的董先生精神抖擞、全神贯注地与现场各位专家探讨专业问题,显示出经济学大家的独特风范和气概。这一景象至今仍不时显现在我的脑海中。
关注生态 心系环境
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注,是这一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共同品质。董辅礽先生应当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头脑中似乎已经凝固着在一般人看来近乎偏执的环境情结。他不止一次对我谈到,由于工作繁忙,常常不得不婉言谢绝掉相当数量的一些活动或会议,但是如果是有关环境的活动或会议,却总是宁愿推掉其他的活动而优先安排出席,决不会轻易放弃。董先生生态意识的强烈,以及对环境保护的执着追求,我也有亲身经历的感受。
1995年夏天,董先生到云南西双版纳考察,我又有幸随同前往。在富饶美丽的西双版纳,接待我们的东道主非常热情,在考察路途中特意购买了老乡在路边上出售的一种野生猎物(可惜名字已被我遗忘),要款待我们,说此物味道鲜美,而且碰上的机会并不多。而董先生坚持声明要保护野生动物,尽管这种动物是否在国家保护动物之列当时大家并不清楚,但他认为不清楚就不能吃,在东道主多番好意相劝下终不为之所动。他说自己是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的顾问,要以身作则,不明野味绝不能去碰,请主人原谅。
在西双版纳逗留期间那些紧张而短暂的日子里,董先生坚持放弃到旅游景点游览的难得机会,让东道主安排了多处热带雨林考察,并不顾近70岁的高龄亲自登上原始雨林高山察看实际情况,在现场虚心地向有关专家请教相关知识,之后就热带雨林的保护同东道主进行交流,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面对澜沧江畔因开垦荒地种粮食而遭破坏的原始森林,董先生不只一次扼腕叹息,常常紧锁眉头陷入沉思之中,对生态环境遭到的人为破坏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对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一切,我们都应抱有敬畏之心。他对我们谈到,由于观念的落后和政策的失误,在生态环境方面我们已经付出了不可挽回的巨大代价,对子孙后代欠下了无法弥补的债,而经济工作者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方面的严重后果,对此,经济学家应负起更大的责任。充分表现了董先生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学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以及对环境保护的强大使命感和责任感。
严于律已 以身作则
董辅礽先生作为国内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学风严谨、敬业勤勉是人所皆知的,并广为业内人士传为佳话。例如,对于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理论及实践中产生的争论,在没有切实搞清来龙去脉之前,董先生决不会轻易发表言论,也讨厌应景式地讲些不痛不痒的场面话或缺乏自己独立见解的空洞话,没有经深思熟虑思考过的东西或不熟悉的东西决不勉强凑合。而一旦有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他总是旗帜鲜明、开诚布公,并勇于坚持到底,不顺风倒。此外,细心的人会注意到,除了一些大型研究课题外,董先生基本不与他人联名发表文章或研究成果。这并不是说董先生不能与他人合作,而是他一是强调个人负完全责任的独到见解,二是尽量为别人发表成果创造条件,三是以身作则反对学术“搭便车”歪风。关于这一方面,只讲两个故事。
1994年,关于曾引起业界普遍关注和争论的广东顺德地区大批公有制企业“靓女先嫁”现象,董先生对南方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但在没有实地考察取得第一手资料之前,却不忙于轻易下结论。由于其他事务烦多脱不开身,他不能亲自前往调查研究,因此安排我结合自己的研究前往顺德调研。10多天的调查结束后,我返回北京向他作了详细汇报。在他的指导下,我利用实地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结合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写出了调研报告和研究文章,董先生认真审读后认为可行,并同意交刊物发表,但坚持不让落上他的名字,甚至连写上在他的指导下完成都不行,并且不亲自推荐给任何一家报刊(在我的印象中,董先生从不利用自己的名气向任何报刊推荐自己学生的文章,为别人的专著撰写序言,都是在人家自己联系好出版社后才欣然提笔)。后来这两篇调研报告和研究文章由我自己分别投到北京和广州两家较有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得以发表,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反响。
1997年,董辅礽先生的一些朋友、同事和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对董先生的主要学术思想进行初步总结和评价,并准备结集成一本小册子,交经济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董先生知道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三番五次做文集组织者的工作,希望大家能够放弃这一出书计划。当董先生发现他反对的声音不起作用后,便立即找到出版社负责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嘱咐她在审稿时严格把关,一定要把哪些有着赞扬、溢美嫌疑的句子、词语统统删掉。结果,这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编辑分别给各个作者打电话,传达董先生的“指示”,不得“随意拔高”。最后,这本小册子出版后,不少作者发现,许多对董先生的评价已经是非常保守的语句都已经被删去了。
勤奋执着 宽以待人
董辅礽先生不仅才思敏捷,思想敏锐,逻辑清晰,更是异常勤奋,认真执着,70多岁的高龄仍每天精力充沛地工作10多个小时,笔耕不缀,往往使作为学生的晚辈们汗颜。
20世纪90年代中期,应香港某报刊之约,董先生作为专栏撰稿专家,定期撰写经济评论文章,每周都要有文章发稿,内容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坚持数年,最后近百篇文章结集成了书。他把为专栏撰稿作为一种脑力“体操”,迫使他不停地观察、思考和写作,使他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更为敏锐,对事物的分析更为深刻,对思想的表达更为犀利。飞机上写文章也是董先生的一绝,他在国际航班上写就的专题文章何止一两篇。接受记者采访,不慌不忙,娓娓道来,层次清楚,由浅入深,入木三分。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看望他,正好遇到来自不同电视台的两组记者就两个不同的主题对董先生进行电视采访。董先生预先并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文字稿子,但仍然非常从容地在一个多小时内录制了两套高质量的节目,使记者们满意而归。
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写成后送交董先生审阅,原想近20万字的研究性论文,他工作又忙,少则也需10来天时间。没想第四天就接到董先生的电话,让去取审阅过的论文。拿到论文一看,需修改之处一一标出,并另纸附上详细的修改意见。连论文中的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符号都在稿纸上予以改正,可见是多么认真地一字一句阅读。询问其他师兄弟,大多都有这样的经历。
董辅礽先生待人接物也有自己的特点,冷峻的神情后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注重效率,不落虚套,不务虚名。譬如,就我的经验,一般人到董先生家拜访,千万不要带任何礼物,否则怎么带进去的会怎么带出来。进门后,董先生通常不会有什么客套、寒暄的程式化铺垫。他招呼你坐下、倒茶后就会立即单刀直入,开诚相见,直接请你说明来意或你的看法,然后直奔主题,进入讨论。这往往会使不熟悉他这一风格的人一时难以适应。可能向董先生请教过问题的人,或接触过董先生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初初接触,会感到董先生严肃有余、不近人情,实际上,董先生是非常平易近人、容易相处的,也非常愿意与各种层次的人打交道,而且爱才若渴,对学生关怀备至。为学生们的工作和生活发愁已经成为他的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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