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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郑作时
2000年，当中国证监会开始在国内上市公司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时，一直关注着资本市场的本刊编辑部几名记者对这个制度有过一次讨论。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一致对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作用表示怀疑，认为在国内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处于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况下，主要以代表小股东利益为根本目的独立董事很难在上市公司董事会里发挥他们本来所应有的作用。
4年以后，当2004年上半年中乐山电力、伊利股份、新疆屯河3家上市公司接连发生独立董事与董事会之间关于小股民利益的冲突时，我们的心情在高兴中还掺杂着复杂的情绪。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4年前我们的结论是错误的，从这3家上市公司现在发生的事件来看，独立董事与董事会之间已经有了很明显的立场差异。在我们的讨论中最悲观的观点，即认为独立董事将与董事会达成合谋，一起实现内部人控制的想法完全错误；乐观一点的观点认为独立董事将被收买，从而使上市公司间接实现内部人控制的观点也不尽正确；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独立董事即使站出来说话也无非被董事会辞退的观点现在看来虽然还是现实，但因为社会公众高度关注，股民不断用股价为独立董事撑腰，因此在未来相当可能打破独立董事“说话就牺牲”的局面，眼下的形势。套用一句知名度很高的话说就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我们认为，按现在的发展趋势前进的话，独立董事制度将会给病态的中国资本市场、甚至整个国内的企业治理结构带来一丝良性转折的曙光。这对于国企改革和经济发展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冲突即牺牲？
我们来看一看近来连续发生的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董事会之间的冲突。
在这一连串事件中最早发生的乐山电力独董聘请中介进场审计事件出现于2月份。2月16日，乐山电力独立董事程厚博和刘文波鉴于乐山电力频繁的担保行为和巨大的担保金额，自掏腰包聘请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关联交易及或有负债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而乐山电力高管则以不知情和须报乐山市政府批准拒绝配合。乐山电力原定于3月2日发布的年报也未能如期刊出。3月2日，乐山电力公告称年报之所以未能按期公告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有4项决议未获董事会及监事会通过。
在此之后，乐山电力和自己的两位独立董事打起了嘴皮子官司。在法律界人士纷纷站出来认为乐山电力拒绝独董的调查权不合法的情况下，乐山电力董事长数次通过媒体向外界宣称乐山电力并无不配合独董调查之意，只是因为独董调查距年报发布时间太短，希望延期进行。同时又强调乐山电力其时正处于公司重组和股权纷争的过程之中。暗指独董与乐山电力的潜在大股东交大创新有更深层关系，而交大创新由于股权变更关系有争夺乐山电力控股权的可能。潜台词是这两位独董可能因为与交大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失去了与公正直接相关的“独立性”。
事情过去还不到两个月，紧绕着独立董事这个话题又爆出了两件大新闻：一是股市著名的资本运作者德隆所控股的新疆屯河3名独董魏杰、牛新化和杜厚文辞职，辞职的原因是对公司斥巨资收购大股东德隆所持资产的定价发表反对意见。3名独董之一的清华大学教授魏杰认为收购中的4项交易风险极大，与大股东德隆的关系密切，价格不公平，并且与新疆屯河本身的发展战略无直接关系。
魏杰的意思其实非常明白。众所周知，2004年中国股市的一桩最大新闻就是德隆系的崩溃，一直在股市上处于高举高打的强势玩家德隆在牛气了数年之后，终因资金链断裂而垮了下来。而在此时，自身已经有超过3亿元逾期贷款的新疆屯河连续发布与德隆相关的关联交易公告，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德隆旗下的资产，无疑有左手买右手的赚疑。如果相关的交易达成，德隆将在这些交易中获得超过2亿元的现金，而再付出2亿现金的新疆屯河则无疑陷入更深的困境。
如果说德隆系新疆屯河发生独董反水的情况还在人们的预料之中的话，那么同在6月份发生的伊利股份独董风波则叫人吃惊不小。因为业绩良好，伊利股份一直是很多股民心中的蓝筹股。然而它的3位独立董事俞伯伟、郭晓川和王斌却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伊利股份在没有董事会合理授权的情况下分数次投入总计近3亿元买卖国债，而且在买入时没有及时进行公告。同进伊利股份的第五大股东呼和浩特华世商贸公司持有市值达5000多万元的股票来源不明，并且该公司为伊利股份高管及其家属注册的公司。
处于经营强势的伊利股份当然作出了反击。6月16日，伊利股份董事会做出决议，决定罢免俞伯伟的独立董事一职。理由是与俞伯伟有密切关系的人担任主要职务的公司与伊利公司有数额较大的关联交易，而俞伯伟之前没有向伊利公司通报并履行相应的回避表决程序。
利益冲突下的理性
与之前一样，国内媒体在报道这三件看似不相关的事件时，还是采用了“取其一点，不及其它”的做法。无疑，独立董事们在这三起风波中所作所为都是对中国股市和小股民有利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媒体的笔下独立董事们都成了“铁肩担道义”的侠客。
不过，独董们行事更多地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考虑，比如说魏杰先生也许确实是因为怕德隆系垮台后出现问题连累自己而脱身，郑百文事件后它的独董陆家豪就因为没有认真履行独董职责而被证监会处罚，但就算这样，独立董事制度也给中国股市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在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与公司内部董事之间天然地有着利益出发点上的不同，而这些不同造成的利益冲突在很多情况下会把公司董事会内的真实情况全面地暴露在公众面前。恐怕美国人设立独立董事的初衷，也并不期望独立董事真的就能铁肩担道义地帮助小股民说话，而只是希望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掺入一些利益不同的沙子，使内幕更多地暴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杰等先生做到了独立董事应尽的职责。
另外一点值得欣喜的是，通过这三起风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随着国企改革，国有股权独尊的意识已经减弱，国有股、法人股、流通股之间也许还有价格上的天壤之别，但在独董们的心目中，也许还有董事们的心目中，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正是因为如此，独董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哪怕耽误了公司年报也没什么了不起，股民们看来对独董的这种做法也全力支持，董事会罢免独董，公司股价就会下跌。这也许比证监会含糊不清的处罚来得更为有力，因为高管们的口袋里，谁也少不了攥着一大把公司的股票。
独立董事，所谓何来？
不熟悉资本市场的读者对独立董事制度即使有些耳熟，也不会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与资本市场中的很多制度一样，独立董事也是一个舶来品。
所谓独立董事，是指在公司董事会中聘用的外部成员。由于这些董事不持有公司的股份，不担任公司内部职务，因此被认为比较公正，可以代表公司内部不占控股和相对控股地位的小股东的利益。
这一制度起源于美国，早在194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提倡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由非执行董事担任；1956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修订上市交易规则时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至少要有两名以上外部董事。一般认为，独立董事的起源，就在这里。不过就算此后，美国上市公司内的独立董事制度也不能算是完善的。五六十年代，美国上市公司所聘请的外部董事，基本上都与上市公司本身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唯命是从的现象极其严重。一直到70年代水门事件后，由于一系列的公司丑闻出现，纽约证券交易所再次修订上市审查规则，加强了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地位，规定从1978年6月以后，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人数应占董事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这一规则的确立，大大加强了独立董事在公司内的地位，在当时的美国资本市场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并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开来。据世界经合组织在1999年的统计，美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62%，英国的这一数字是34%、法国是29%；同年度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中市值前六位的上市公司中，这一数字的比例是85%。可见独立董事对全球范围内公司制度的影响。
美国对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任职标准有极为具体和严格的规定，凡是本人及直系亲属在公司及其下属机构任职的；或者是在公司及其下属机构领取报酬超过一定数额的，都将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具有独立性。
国内的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1997年，该年度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提及公司股东和股东单位任职人员和有利益关系的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这是中国资本市场首次触及独立董事概念。之后证监会又与相关部门一起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独立董事地位的法规。到2000年，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制度开始普遍实施，有相当多的公司都有了独立董事。
在独立董事制度实施之初，包括记者在内的相当多的社会公众都对这一制度抱有怀疑态度。而事实上，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们也大都自感这一角色的不易。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担任过6家公司独立董事的董安生说：在做6家公司独立董事的8年中没出什么事就已经是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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