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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面对批林批孔运动引起的剧烈社会动乱和国民经济严重受挫的危险局面，毛泽东决心结束文革，并重用邓小平。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领导了一系列整顿工作。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程中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评价说：“1975年的整顿是拨乱反正的开始，是后来改革的实验，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是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程中原分别就1975年整顿的背景、内容、成效、意义以及整顿中断的原因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三项指示为纲
经过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及后来的“9·13”事件，毛泽东开始正视并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1972年的整顿工作，全国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转机。
可是，好景不长。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动乱再起，正在恢复和发展中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走进了死胡同。
面对危险局面，毛泽东再次醒悟。他做出了几项决策：一是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二是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是批评“四人帮”，重用邓小平。
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毛泽东依靠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人事安排，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四个重要职务。
毛泽东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先后做出并重申了“安定团结”、“学习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但他本人并没有把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则审时度势，融会贯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他在1975年5月29日钢铁工业座谈会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就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因为惟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混乱局面；另一方面，整顿以贯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进行，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
整顿的三个发展阶段
四届全国人大一开过，邓小平即为落实毛泽东早在“9·13”后就已作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作了部署。
与此同时，邓小平又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整顿，召开工业书记会议，发出中共中央9号文件，不到一个月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随即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转入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
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个工交战线发生显著变化，出现安定团结局面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国防科技事业恢复正常，为当年取得“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这是整顿的第一阶段，是重点整顿阶段，也可以说是整顿的试点阶段。
1975年7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还批准邓小平的提议，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从而将整顿引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1975年整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并引向深入。从7月起，文艺、军队、教育、科技、地方、农业等领域的整顿先后展开，并取得成绩。
邓小平在第二阶段整顿铺开和深入的基础上，决心乘胜前进。他赋予整顿双重任务：首先是拨乱反正，进而要改革发展。在他看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仅要恢复生产秩序，完成1975年的年度计划和“四五”计划，而且要设计出实现“两步设想”和“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蓝图。邓小平认为，当时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有两项工作最为急迫：一是对发展国民经济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要求要确定共同遵循的“章程”；再是要对实现两步设想具有关键作用的今后10年作出长远规划。为此，邓小平着重抓了三件事：计划工作务虚会和《工业二十条》，关于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发展国民经济的10年长远规划。
邓小平又从浙江、河南等地严重存在的“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提出党也要整顿，并把整党作为整顿的核心，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进行“全面整顿”。
遗憾的是，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迫中断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整顿进行不过八九个月，成效十分显著：通过整顿，动乱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军队开始实施缩编方案，步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轨道；大批被长期关押、审查的老干部获得解放，不少人重新分配了工作。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全国各地武斗基本停止；不少电影、戏剧、文学作品被解禁；农村政策的稳定和放宽，使农副业生产和社队企业得到发展。
整顿使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矛盾
1975年底，就在整顿取得显著成效，即将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展开之际，一场批判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动起来，整顿由此中断。
程中原分析说，1975年整顿的中断是必然的，因为随着整顿的深入，邓小平与毛泽东在三个重大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第一，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其实是在总体保持文化大革命外壳的情况下，从工交、文艺、科技、军队等方面，局部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发展下去，势必要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并导致对文革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到11月中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时，毛泽东还希望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但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第二，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既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又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大局”，从而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邓小平后来批评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其三，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异。毛泽东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纯和公，而不大注重社会主义的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或容许存在的私。邓小平则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
程中原认为，可以由三个方面评价1975年整顿的历史意义：
整顿是拨乱反正的开始。邓小平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
整顿是改革的实验。就此，邓小平曾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整顿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指导与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以及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发出的指导整顿的一系列文件，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
胡乔木曾这样分析“三项指示为纲”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系：“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含了开放。”胡乔木还说，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