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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我们的辅礽大哥
一、沉重不安的十个月
我们深爱的大哥罹患癌症的不幸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惊着我们全家人。顿时，我们的心绪陷入惶惶不安的境地，难以接受，难以自拔。我们不时地喃喃自问“他这么好的身体，怎么会患上癌症呢？”“老天爷对他太不公平了！”
当他住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日子里，在南京的我们很想与大哥多通通话，但考虑到看望他的人一定很多，他会太累。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我们常在电话旁转悠，无所适从，最后总算见缝插针与他短短地通了两次话。我们还很想去北京看望他，因同样的原因使我们犹豫之际，我们小儿子陈延恰好因公出差北京，由他代表我们全家去医院看望了大哥。通话、看望稍稍抚慰了我们阵阵发痛的心。
在他赴美就医期间，我们通过电话和E-mail来表达我们的心愿和期盼。同时我们总是悬着心等待着他的消息，一旦收到北京侄子小泉的短信“请收邮件”，我们不安的心会悬得更高，揪得更紧。当我们从电子邮件和《环球时报》上得知大哥疗效显著的信息后，沉重的心情曾稍有缓解。可不久得悉该药失效而必须试用另外两种新药，我们的担心加剧，以致睡不安，吃不香。七月上旬，打电话给大哥，没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嫂子说：“大哥由小凡陪着去医院了，他身体比较虚弱，多走点路，就有些气喘……。”我们的心更加沉重。回想起以前几次电话都是大哥接的，他的话语充满着乐观的情绪，我也受到他的感染而笑语相谈。七月中旬，欣年和小凡回北京开会，我们急切地打电话想了解大哥的病况，小凡说：“还算稳定吧，就是新药的副作用大，白血球降得很低，刚才来电话谈恢复正常了。”听后，心绪稍感平静。7月28日，我们住到女儿家，第二天我就觉得心情烦燥，坐立不安，预感到会有什么电话来。决定早点回家。果不出所料，在30日下午回家的路上，手机响了，传来辅祺弟悲伤的声音：“二姐，大哥已于美国时间凌晨3时零3分去世了……”又一个晴天霹雳，令我们心碎、肠断，泪如泉涌。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大哥，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
我们兄弟姐妹及小字辈们散居在北京、沈阳、南京、武汉、昆明、天津等地，大家悲痛之心难以言表，我们都怀着同一感受，彼此之间打破了电话，一改以往吝啬时间和话费的习惯，3刻钟、半小时……说呀、谈呀，含着泪互相倾诉我们对大哥的缅怀之情，尽力释放我们十个月积累下来的沉重和最终失去亲人的悲伤情绪。看到网上一篇又一篇的追忆文章，我们想写却怎样也平静不下来。
二、独特的性格和高尚的品格
在亲人眼里，大哥是一个有独特个性和品格的人。概括言之，就是他面部冷削，心却很热。我们有时觉得他性格颇“怪”，甚至似乎不通情理。
他与我们交往中，无论是书信还是交谈都是采取“最小化”，即笔不勤，话语少。比如，我们写信通常都是叙长问短，少则1页多则2、3页，而大哥向来都是抓住主题三言两语，一张信纸绝大部分是空白，要是寄照片，信封中更是没有片纸片语。每每与我们见面，时间都是那么短促，而且话语很少，往往使我们感到不满足而离开。
实际上，我们与大哥接触的时间不算少，多年来，我曾多次出差北京，为节省科研经费的开支，数次住在他家里。他生活上热情接待我，却总是那么少言寡语。在短短的交谈中，他从不谈自己。有时我把报刊上看到，或听到有关他的报道告诉他，他总是笑笑，说“没什么”。从不补充，从不解释，往往使我们的话题无法展开。
他多次来南京开会，都是临时通知我们到他下榻的宾馆见见面，问他开什么会，做什么报告，他总以“搪塞式”的态度说：“我不讲什么。”
数十年的不时相处和相见中，从未从他口中获悉一件有关他学术生涯和生活中喜怒哀乐的事（除了他从美国回来表露出对孙辈可爱成长的欢乐之情）。由于他面冷少语，我们对他的了解少之又少，甚至温州藉的妹夫根本不知大哥在他家乡所开展的工作。而我们对他业绩和为人的认识，主要来自听说和书刊报导。80年代中期，一位毕业于人大的我系教师曾告诉我：“你哥哥很正直，他不随风摇摆，很不简单……”我校经济系一位老师曾多次在我面前说：“你哥了不起，他勇于超前提出一些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他当时提出‘政企分开、政社分离’是冒很大风险的。”直到近几年，我们先后读过《求真之路》、《董辅礽评传》、《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董辅礽》等书之后，才对他有较全面的认识，才感悟出在他面部冷削的背后深藏着高尚的品格——淡泊名利，不好大喜功，不张扬自己，一心为国富民强而默默奉献。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怀有一颗炽热的心。
他对事业投入了“最大化”的精力，不仅笔耕勤，且话语多，他不停地写，在飞机上，在宾馆里，在孩子睡觉后争分夺秒地写。他写出的硕果是有目共睹的；他不停地在演说、在疾呼，他在学术讲坛上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表现出为国为民的大将风范。
大哥对父母、弟妹和小辈们的心也很热。他一生以工作为重，那么挚着，那么繁忙，但对许多事，特别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家事，他总是处理得如此周到得体，他先人后己，克已帮人的品行，在我们心灵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孝尊父母是他家事中的第一要务。大学毕业后，大哥就挑起赡养父母的担子，父母生活和出行等费用主要由他承担。我们的大儿子出世一周岁后，由我父母带到北京大哥家，直到七岁才回到我们身边。几年后，小弟辅祺的儿子又由父母带到北京大哥家。那时，我哥嫂的住房并不宽敞，他家有两个孩子，又增添弟妹的孩子，不仅加重生活负担，更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但他们很体谅弟妹们的困难，尊从父母的安排，毫无怨言地承担起本不该由他们承受的担子。每当我们回想起这段往事，我们内心深感愧疚。而我大哥却是笑呵呵地描述那情那景——“哎哟，那时候我们家可真热闹呀，全家有七八口人哟！”大哥、大嫂这种热心帮人的风格，令我们终身难忘！母亲中风瘫痪后，最后两年是在我们家度过的。1991年春，母亲走完92岁的人生路程。当时我哥正要去日本，无法来南京奔丧。他打电话说，要飞过来最后见母亲一面。我当即说：“你为母亲已尽心尽力了，母亲遗体已送殡仪馆，是不让见的。”他这才罢休。母亲去世时，得到南京大学我系领导和一些同事的关心和帮助。大哥从日本回来得知此情，就给我系党总支和工会写了一封短信，感谢他们对家母的关怀。当时任职的总支书记对此事还记忆犹新。他在报上看到大哥去世的消息，特地向我提起此事，赞赏我哥的为人。父母亲的坟墓在武汉郊外，每年清明节扫墓时大哥总会来电话要我们弟妹代他给父母献上一束花。
2002年春节，我们回温州老家庆祝钦峦父亲90大寿。节后大哥出席在温州柳市举办的“中国电器文化节”，他得知此事。会后他偕同大嫂专程前往平阳县敖江镇为钦峦老父祝寿，还送了一个800元的红包作为贺礼，并同家父和家人亲切交谈和留影。
今年3月底，他虽在美国治病，还特意打电话给我，第一句就是“大姐今年80岁，我们应该对她有所表示”，并托我代他办理。
大哥到南京开会，与我们相聚时，他特别关心小辈们的成长，问长问短，笑容可掬，他常鼓励小字辈要独立创业，要有奋斗精神。当孩子们表现出畏难退缩的情绪时，他会半开玩笑地说：“没出息。”
大哥始终坚持“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老者和幼者面前，他都是一位心热的孝子和长者，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三、怀念之心直至永远
大哥过早仙去，使我们陷入无限悲痛和惋惜之中。悲痛与惋惜之情交织在一起，惋惜之心使人更加悲痛。我们痛惜他，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们的亲哥哥，更是由于他是国家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他聪敏过人、勤奋过人、才华过人、效率过人、品德过人、勇气过人、奉献过人，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大师。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他还未全部奉献，就抱憾而去了，怎么不令人无比痛心，无限惋惜！
像大哥这样不畏风险，一心为真理而奋斗，而对自己的业绩在亲人面前深藏不露的人，很是少见。我们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了解他、懂得他，他的形象在我们眼里逐渐高大、升华。我们为他而骄傲，为他而肃然起敬。
在奔丧的日日夜夜里，接灵仪式、告别会、烛光追思会、网上的大量悼念文章等，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他生命的意义、价值与影响。现在，我们可以无愧地说：“大哥，你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革命者，睿智求真的经济学大师，勤奋奉献的社会公朴，检朴和善、尊老爱幼的长者。你称得上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你不仅是我们的好哥哥，更是人民的好儿子。你将自己全部的精力献给了哺育你的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哥的仙逝，给他辉煌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句号。而我们对他的痛惜之心将延续很长很久，对他的怀念之情直到永远永恆！
敬爱的大哥，你安息吧！我们每年都会到你的安息地看望你。
妹妹董文娟、妹夫陈钦峦
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