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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谢谢许教授的演讲，昨天我见到他告诉他，只要他来，报道这个会议的全国媒体会非常多，不会少。因为他始终是各种媒体追踪的热点人物，主要的焦点对象，他刚才的这些演讲，我估计在座的媒体朋友会随便整理出七篇八篇到十篇的不同看法，很有冲击力。我想再给十分钟给在座的各位，给许教授提问的时间，他本来要到香港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抽出时间参加这个会机会非常难得，每个人一个问题，首先介绍你自己是谁。谢谢大家。
提问：您好许教授，我是中信证券公司的，我提的问题是，您刚才说的行为扭曲是因为道德风险造成的，但是据我所知道在债券市场，比如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前一段买国债的时候，在竞标国债的时候，明明已经低于市场价格了，仍然有很多人买，造成了现在债市一跌它的系统风险出现了，您认为这种系统性风险是源于道德还是源于体制？
回答：这个恐怕我的第一反映，首先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很深入的研究，我的第一反映可能和道德风险的关系不是特别大，而是体制的因素所造成的。这个体制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商业银行它是国有的商业银行，它对于风险和收益的评价发生扭曲，他不能像一个市场经济中常规参与者那样来评价风险和收益，它的评价体系是和我们常见的评价体系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过很多国有的单位，在金融市场上往往表现出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过渡的冒险，一个倾向是过渡的保守。在什么情况下他过渡的冒险呢？当这些国有单位被内部人控制的时候，往往是过分冒险，因为他冒险的结果是公款，他用公款冒险，所以这个冒险的后果他不必去承担。而在没有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下，国有股东牢牢地掌握着这些机构的主导权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机构是过渡的保守，他不去冒险，在金融市场上你必须冒险。但是，你要实现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平衡，在金融市场并不是不冒险就对了，不冒险也不对。你要适度地冒险，你的冒险要和你的收益实现一种平衡，而我们在国家牢牢控制的这些机构里边，他表现出来的行为扭曲是不愿意冒险，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冒险发生损失，这属于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政治错误，所以内部人控制他就过渡冒险，如果不是内部人控制，他就过渡保守，他总是不能够达到市场经济中所需要的那个均衡点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结论是什么？结论还是要进行所有制的改革。使他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风险收益的配比。
提问：许老师，我是新华社中国证券报的记者，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说央行以增发的方式救助金融机构，您说陷于恶性循环的怪圈，你提到德隆，中小企业，江苏琼花，目前这种券商的国债危机，这些金融机构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从商业银行来讲，咱们不是有一个审批机制。
许小年：你的问题是什么？
提问：一个审批机制，出了问题报批，报批以后，出了问题再踩紧急刹车，咱们央行，刚才您说没有规定，你可以做，我就可以做这些东西。我的问题问目前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咱们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许小年：这个我已经讲了，金融机构发生问题的时候，应该按照现行法律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能够只要出了问题就政府来兜底，政府来解决，这样的结果最后会造成一种市场预期，就是我去冒险，我去捅出篓子没有关系，背后有人买单，这个就是最典型的道德风险。所以，市场化政府退出，这个是按照现有的法律程序走，这个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提问：许教授，我来自工行，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提出一个观点，现在国有企业不是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而是厂长经理们缺乏信同责任的问题，请问您对此做何评价？
许小年：他的观点我不能同意，因为公司治理机制的前提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谈公司治理机制的问题，大家不要忘了，公司治理机制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最终目标确保层、董事会为确保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工作，这是公司治理机制的终极最终目标，而投资者的目标，所有者的目标是什么？是利润最大化。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政府是非盈利机构，在政府控制的企业里不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的是社会目标，而不是商业目标。所以，在政府所有的情况下，谈公司治理机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公司治理机制的前提是利润最大化。现在政府本来就不是利润最大化，你谈什么公司治理呢？所以我觉得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和政府本身的定位是相冲突的。在政府所有的情况下，保值增值不可能实现，也不应该实现。因为政府经营资产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最大化的赚取利润，而是为了以最好的方式来服务于服务于公众利益。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讲所有制的变革，私人所有制是公司治理机制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它不是充分条件。并不意味着只要私有化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这一点上我同意郎教授的观点，郎教授指出在很多民营公司中间也有公司治理机制的问题，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必须强调我所讲的另外一部分，就是私营化是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的必要条件，尽管他不是充分条件。我认为在国有的企业中间，谈公司治理机制是没有意义的。
提问：你好许教授，我是来自《银行家》的一个记者，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在这两年的南方证券出现危机以后，政府的介入，安排建设银行与南方证券做了一种客户保证金的这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以后，南方证券获得了一定的稳定，政府认为他们的这种作为因为有政府官员和建设银行的人士都说，现在的南方证券是全中国，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的保证金是最安全的，最有信誉的一家证券公司了。您认为政府的这种追求稳定的作为和您刚才所提到的政府参与导致的恶性循环有冲突吗？如何解决这种冲突呢？
许小年：如果一家券商出现问题，我们可以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完全没有必要由政府来出面干预，政府出面干预的结果，短期之内或许是可以把这些问题，券商的客户稳定下来，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为此付出的成本要远远的高于短期稳定所获得的好处。我认为这样做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样做。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下去，市场上这种政府无限担保的预期就永远不会改变，这种预期不改变，投资者的行为、券商的行为就不会发生改变，对于券商来讲，投资者来讲，稳定的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不是政府的担保，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性措施是市场每一个参与者都有足够的识别和控制风险的能力，都有足够的识别和控制风险的激励，这是我们证券市场长治久安的基石，而不是政府的担保。因为政府的担保我们知道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央行超发货币，他也不能够无限的超发，最后怎么办？最后还是要市场参与者，每一位参与者自己都有识别和控制风险的能力。我们市场的这个基础才能够牢固，而为了要实现这一点，政府必须断奶，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不断奶的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