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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说，在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中，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大案713件，同比上升6.9%，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690人。针对近年来被捉的“公仆”越来越多，“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也越来越大的腐败现象，近日，司法部司法所的一位研究员又提出尝试高薪养廉的论调（8月26日《法制晚报》）。
高薪养廉，不是一个新话题，又似乎总是一个新话题。大凡主张“高薪”可以或者可能“养廉”的人，其根据不外乎这样两方面：一、有了高薪，那些公务员就可以有较高的生活水准，衣食无忧，就不会再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甚至以身试法；二、有了较高的薪水就可以使那些公务员对自己的职务有较高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也加倍珍惜，不会轻易地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否则就有失去这个职位的危险。
对于高薪养廉的说法，我有质疑：人的欲望无止境，不道德的官员欲壑难填，再高的薪水恐怕也无法阻止他们的贪念；相对普通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官员收入相对较高而且稳定；“高薪”本身就是一个难于界定的概念，官员人数众多，财政能否支撑？这些质疑提醒我们：在制度设计时，应体恤人性，顾虑现实，恪守道德。
虽然高薪或许是廉洁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要保证公务员的廉洁，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他们的监督。高薪只是使“寻租”变得不太必要，而监督则是使“寻租”变得不可能。有监督而无高薪可能导致优秀人才不愿做公务员，有高薪而无监督则照样阻止不了贪官的黑手。
发展要靠新思路。反腐败的新思路究竟是什么？这使我想起两位思想家非常接近的思想。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说：“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孟德斯鸠说得更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有人曾对我说，一项权力意味着一次腐败机会。这话愈发耐人寻味。
由此想来，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不是加工资，而是权力的重组——将一些不应当成为权力的东西还权于社会，成为权利。大家有目共睹，近年我国适应入世要求，撤销了许多行政审批制度，以往办一个执照需要盖几十上百个公章，现在不必要的手续统统取消，提高了行政效率自不必说，公章背后“可以换钱”的权力也随之消失。这种新的思路，是不是可以叫“撤权养廉”？ 当然，“撤权养廉”并非要撤销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而是撤销他可以换钱换情的权力，保留他可以尽职尽责的权力。
诚然，国家公务员的薪水，应有一个合适的，与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品质相般配的水准，但期望用“哄抬”公务员价格的方式来阻止腐败的扩散，只能治标一时。另外，高薪养廉的前提条件还必须配合其他反腐手段，包括法律威慑、制度约束和道德教化等等，既承认了经济利益调节在反腐甚至防腐进程中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要提高腐败产生的风险，不排斥法律、制度和道德在反腐工作中应有的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