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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海尔挑战
海尔是从一个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壮大起来的。按照东、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集体所有制只适合小生产，容纳不了社会化生产。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合作社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初级形式必然要向高级形式过度。改革开放从政治上纠正了“左”的路线错误，理论上并没有对“左”的错误给予彻底清算。据说我们的错误是“穷过渡”，是过渡早了，将来富了，生产力水平高了，还得向国家所有制过度。西方经济理论也认为，合作社或集体所有制只对“少数工人的联合体有效，而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大型企业”。2001年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撰写的、被西方媒体誉为第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经济学》就是这么写的。而且书中还写到，这种制度下因为工人“所从产生的利润中只能拿到很少一点”，“雇佣新工人的激励”没有着落，至于“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的投资，工人就更没有兴趣了。
可是，海尔不理睬这套理论的说教，高举邓小平的理论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不向“高级形式”的国家所有制过度，又不与“普遍形式”的私有制接轨，而是沿着马克思经济理论指引的“工人作为联合体实现对自身完全占有”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向前发展，2003年全球营业额突破800亿元，直逼世界500强，成为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跨国企业。
这就是海尔挑战。正当国人为海尔所获得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的时候，新闻媒体却频频向海尔发难，各种责难纷至沓来。前两年的发难目标是海尔的资本运作，他们认为“在海尔集团的操控下，青岛海尔把社会公众股东视为高产的良种奶牛。它回报‘奶牛’以‘草’，而它自己则喝着香喷喷的鲜奶。这便是海尔的资本增殖定律！”他们还把海尔资本运作的目的与某些上市公司的“圈钱”作了类比。由于这些责备太离谱又出于一般的新闻记者之手，人们就当作一般“新闻”了解就算了。这次不行。郎咸平先生虽然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却在内地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向海尔的发难目标不是一般的经营理念，而是海尔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合法性，所以他的发难就不能当作一般“新闻”看待了。
二、为什么说郎咸平先生对海尔是无端发难
2004年8月2日，“搜狐财经”发布了郎咸平教授提供的“成立海尔中建意在曲线MBO 海尔变形?”稿件（以下简称“变形稿件”，平面媒体可见2004年8月9日的《成都商报》）。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海尔的成长过程是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过程；二是海尔职工持股会借“壳”上市是不是违法操作；三是海尔的内控制度是否透明。
（一）海尔根本没有国有资产 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变形稿件”认为，“集体所有制本来就是公有制经济的两种组成部分之一。即使海尔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它内部仍然存在两方面的利益代表：青岛市（集体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劳动群众集体）、内部员工持股会（本集体企业的劳动群众集体）。而持股会的整个运作过程，恰好是一个将资产从青岛市向内部员工持股会转移的过程。”
“变形稿件”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所有制的形成和变化过程，才做出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如果把利益分享权、重大问题决策权、管理者任命权属于谁作为判断企业性质的依据，改革开放前中国确实只有国家所有制一种经济成分，但由于形成机制不一样，国家所有制就有四种实现形式。一是中央各部投资的企业叫中央国营企业（体现条条利益），省以下地方政府投资的企业叫地方国营企业（体现块块利益），城市二轻系统的工商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虽然也属于国家所有制的两种实现形式，但国家没有投资，国家通过政治运动把它们变成“二全民”。青岛市政府在海尔没有投资，如果投资了就叫海尔地方国营企业。海尔属于二轻系统的工业企业，所以海尔内部不存在青岛市的利益代表问题。至于“变形稿件”说“张瑞敏本人是由青岛市家用电器工业公司副经理调任青岛电冰箱总厂担任厂长的，身份是国家干部，本身并非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创始人。因此，仍然存在一个‘信托责任’的问题。”这更是莫名其妙。其一，我们是在讨论企业性质，没有涉及领导人的作用问题，如果张瑞敏不是调任而是下海到青岛电冰箱总厂，企业性质还是没有变；其二，经济学领域的“信托责任”一般是指老板与管理者的关系，政府不是老板，却有权利向企业调任管理者，然后政府就变成了老板，于是政府与管理者就存在“信托责任”关系，这种“左”的历史包袱难道要中国人民永远背负下去！
（二）海尔职工持股会借“壳”上市 海尔人的伟大创造
海尔职工持股会借“壳”上市的操作过程是这样。
第一步，海尔职工持股会全额控股零部件采购公司，也就是控制了整个海尔集团的零部件采购，海尔职工持股会从购销的差价中获益；海尔在2000年成立了海尔投资有限公司，海尔职工持股会占有98.6%的股份，海尔集团占有1.4%；海尔的品牌商标所有权在海尔投资成立后归属了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海尔系统内各个公司每年按照当年的销售收入的0.8%向海尔投资支付商标使用费。这个过程有两点必须把握：其一，海尔职工持股会是经济实体，收益来源一是零部件采购，二是商标使用费；其二，海尔投资由海尔职工持股会和海尔集团两家发起，可以成立公司，从此海尔职工持股会就有一个正式的“壳”在社会公开活动了。
第二步，2000年9月，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会通过了收购海尔投资掌握控制的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股权的决定，变现为20亿，再加上海尔品牌收益，海尔投资就有了从事信托、证券、银行、保险等业务的本钱。这一步的实质是变现。
第三步，2000年，海尔投资成立的同年，与香港上市公司中建电讯在香港和青岛分别成立合资公司飞马香港和飞马青岛，从事手机业务；2001年，中建电讯的控股上市公司中建数码向海尔投资和中建电讯收购飞马香港的100%股权并签订飞马青岛100%股权认购书，这样一来，海尔投资成为中建数码的第二大股东，中建数码也因此更名为海尔中建；2004年，海尔集团计划将全部白色家电业务划归海尔中建，海尔中建将更名为海尔电器集团，因为有些白色家电业务是海尔投资直接控制的，因此，海尔投资将成为海尔电器集团的最大控股股东。这一步的核心内容是了解海尔投资是如何通过资本市场快速做大做强的。
可能出现的结果。海尔电器集团向海尔集团进行反收购，从而海尔集团也就完成集体上市的目标。海尔投资是海尔电器集团的最大控股股东，自然就将成为海尔集团最终的控股股东。海尔职工持股会成为海尔集团真正的主人。
如果马克思有在天之灵，他一定会激动得“泪飞顿作倾盆雨”！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就是主张职工联合起来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海尔人把马克思的预想变成了现实而且成功了，海尔人把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马克思当然很高兴，我们也没有理由不高兴。
海尔职工持股会借“壳”上市是否违规的问题，很容易说清楚。国家民政部等部委发文规定，“职工持股会的资金不能进行本企业以外的其他投资活动。”这个规定针对的情况是，国有企业出于强化管理的需要，强制职工出钱认股，这样组织起来的职工持股会既不是法人，又不是股东，而只是捆绑企业职工手脚的一根绳索，某些管理者黑着心拿着职工的血汗去抄股，去投机，当然应当禁止。海尔职工持股会控制着经济实体，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资本，我们凭什么限制它的投资活动？
（三）海尔内控制度透明 纷争源于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
海尔内控制度是比较透明的，郎咸平先生发难的资料都是公司向社会公布的财务报表。纷争源于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变形稿件”说：“我们承认，我国国营企业体制问题使得国营企业老总没有办法通过某种激励机制而得到适当补偿，这是国有体制的缺陷。但这并不代表有国营企业职工包括高管人员所成立的职工持股会就可以无节制的控制公司的资产。举例而言，以海尔2003年806亿的全球销售收入而言，海尔职工持会所控制的有形无形资产即高达650亿元以上。这种现象在全世界也是前所未见。简单的讲，那就是职工持股会通过‘国退民进’的机缘，将自己由打工者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而‘合法’的一跃成为所有者，这是否有失公平原则？因为20年后，我们将无法向子孙解释20年前的国有企业海尔集团今天变成了某家族企业第二代的私人财产。”有两个问题扰乱了人们的思维。
1、打工者“一跃成为所有者”失去了什么公平原则？
“打工者”在马克思经济学术语里叫活劳动。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化劳动所有者可以当老板，活劳动所有者也可以当老板，这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可以当老板，资本家可以当老板，“打工者”当老板就失去了公平原则，郎咸平先生是在为什么东西鸣不平哟？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沿着打工者“一跃成为所有者”的方向发展是中国国家江山社稷所幸，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至于国有资产怎么评估，不让国有资产流失，那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不在此处讨论。
2、打工者“一跃成为所有者”等于家族企业吗？
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确有演变成为家族企业的，而且现象还普遍。比如我就调查过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三个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净资产1200万，为了明晰产权，800名职工分了300万，3个经理分了300万，主管部门分了300万，法人财产留了300万；一个国有企业净资产也是1200万，职工认股是5千到1万，董事长认股260万，钱的来源是用企业固定资产作抵押向银行贷的款，等等；情况大同小异。西方股份制改造为什么很少出现像我们这样公开瓜分国家或集体财产的违规行为呢？其一，西方的股份制改造实际是先私有化，私有化后的财产组织方式选择了股份制，我们的股份制改造是在坚持政府仍然是老板的前提下，作为明确责任的手段；其二，西方的股份制改造是在法治比较健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可中国的股份制改造是在“官本位”根本还没有动摇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1988年笔者就认为，中国的“股份制被扭曲了”，“中国特色的股份制作为明确产权关系的手段，实际成了瓜分国家财产的手段。”（《经济学周报（上、下）》1988.51、52）这是就总的情况而言的，可是涉及具体问题却还要具体分析。“变形稿件”说“海尔集团今天变成了某家族企业第二代的私人财产”，这可是要拿根据的。郎咸平先生至少应当向世人公布两个材料，一是海尔职工持会内部成员持股比例，二是职工（当然包括张瑞敏）股本金的来源，否则就是诬陷。据笔者所知，海尔的很多管理人员每周工作70小时甚至更多。没有节假日，而且不是一天二天一年二年，是十几年如一日。而回报呢，张瑞敏的年薪也才8万多元，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香喷喷的鲜奶”！所谓的“家族企业”！
最后，还顺便说一句，郎咸平先生在“变形稿件”中危言耸听地宣称：“以海尔2003年806亿的全球销售收入而言，海尔职工持股会所控制的有形无形资产即高达650亿元以上。这种现象在全世界也是前所未见。”806亿是实实在在的年销售收入，而650亿中有几百亿是没有兑现也不可能兑现的海尔品牌！
三、海尔应当朝着什么方向不断完善
海尔并不十全十美，海尔需要完善，需要提高。但是，海尔不能朝着郎咸平先生指引的方向去“完善”，去“提高”，只能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在自己已有成绩的基础之上去完善，去提高。
1、海尔精神不仅仅是全新的经营理念，同时也是全新的生产关系。海尔激活“休克鱼”的典型案例已入选美国哈佛大学的教科书，当然值得海尔人骄傲。但是，如果海尔人以老板自居，把“休克鱼”的打工者当作自己的雇佣工人，那么海尔即使挤身世界500强，赶上并超过美国通用，海尔留下的是躯壳，精神没有了。
海尔人是老板，“休克鱼”的打工者也是老板；海尔职工持股会是海尔集团本部的主人，“休克鱼”的打工者必须“一跃成为所有者”，是子公司的主人；既承认物化劳动所有者的老板地位，又承认活劳动所有者的老板地位，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也是海尔精神的真谛所在。
2、废除低工资制度，与同工同酬的国际游戏规则接轨。打工者“一跃成为所有者”存在废除低工资制度的前提和条件，现在的主要障碍是观念。针对中国人工资低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错误观念，笔者先后在2002年6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和2004年6月5日“新华网”上发文，认为“中国人工资低，是需要凭借我们双手变革的悲苦历史，而不是可以利用、挖掘和发挥的什么‘优势’。”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低工资制度，短时期可以，长期不行；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再看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实证分析。当时（1776年）英国最富，我们也正处在为之骄傲的“国有乾隆，谷不生虫”（《还珠格格》台词）的乾隆盛世，相对来说美国较穷，可是美国的工资水平最高，而美国社会进步最快。所以亚当•斯密提醒我们，国家强盛的物质分配办法，是把增进的国民财富更多地回报给价值的直接创造者，而不是价值创造的条件所有者。如果乾隆皇帝听不懂这些话，情有可原，200多年了，我们还听不懂，恐怕说不过去了吧。
年薪8万多元不应该是张瑞敏的工资，而应当是海尔普通打工者的工资。
3、海尔文化是张瑞敏人格魅力的对象化，海尔人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企业家。在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历史进程中，张瑞敏逐步成长为海内外著名的企业家。了解管理理论形成过程的人，就一定赞同海尔文化是张瑞敏人格魅力的对象化的命题。希望海尔人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企业家，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海尔首席执行官的回报制度也要同国际接轨。海尔已经是一个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回报要与相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等价。就目前看，张瑞敏的工资不应低于1000万人民币，去掉个人所得税，实际收入应在500万左右才合情合理。他自己如果花费不完，是交党费，是支援灾民，是筹办奖励基金，是办慈善事业等，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而海尔首席执行官这个位置应当回报多少，是社会承认不承认人的价值，承认不承认卓越人才的卓越贡献的问题。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海尔首席执行官的任期制度只应受市场约束。行政主管只能任期两届，行政官员60岁必须退休，这些制度都不适合企业家。企业家的任期制度只应受市场约束。权力系统是独此一家的垄断组织，为避免个人迷信、终身制和世袭制，人类创造了适合这个系统健康运行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充满竞争，照搬权力系统的游戏规则，只会破坏市场秩序，危及经济的正常发展。极而言之，企业家排除权力庇护和不正当手段，凭借本事和能力，率领员工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发展壮大，使企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请问：这样的“终身制”对国家、对民族、对企业，有什么危害？日本的企业之神土光敏夫就一直工作到86岁，“终老”在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
第三，海尔首席执行官的去留只能海尔人说了算。海尔的内控制度要防止权力异化，不能让集体财产没声没息地就变成了家族财产，所以必须完善、巩固、强化所有者的职能。可是，目前至关紧要的是防止政府随意向公司安插主管人员，或随意调离公司主管人员。假如说，政府向海尔调一个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作为国家干部“提拔”到政协当个副主席之类的官员，这对海尔及其类似公司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海尔首席执行官的去留只能海尔人说了算的命题意义在此。
希望海尔人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企业家，主题是希望海尔人要学习怎么做一个好老板，精明的老板。尊重、爱护企业家是一个好老板的重要标尺，也是老板自己想做大做强的前提，千万不能像政府老板那样，再次上演“储时健悲剧”。
（作者为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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