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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出台之日就伴随着争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指出，似乎只要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就会自动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说得好一些，华盛顿共识是不完整的；说得坏一点，华盛顿共识有误导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组在研究报告中对此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认为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整体而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放松政府的管制等，适应的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化扩张的需要。
概括地说，新自由主义学派在经济理论方面，奉行“三化”，即“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认为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市场化”，离开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配置有效资源。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因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在新自由主义学派中，政治经济的结合几乎到了完美的地步，堪称政治经济学的典范。郎咸平说，他个人对自由主义学派表示尊敬，但是，这个学派的提出是20年前的事，那个时候谈理念是没有错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自由经济的理念，但是不幸的是，国内的经济学家现在还在谈理念。
郎咸平的评论和判断，显然过于乐观和简单，郎咸平生活在“一国两制”的香港，虽然经常往来于京港之间，对于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转型时期特定历史现象的认识毕竟有局限。其实，面对郎咸平的抨击，国内还是有经济学家回击的，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企业所的副所长张文魁就是一位。不过，张文魁回击的主题却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路不容全盘否定，这种上纲上线式的回答本身就说明，对于理念的理解有着多大的差异。张文魁的回答实际是一种本能的回答，水皮相信他和郎咸平是有共同语言的，否则他也不会单刀赴会。因为郎咸平抨击的不完全是产权改革的方向，而是过程。张文魁同样承认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监管缺失的问题。
理念问题在香港不重要，在大陆还是挺重要的。
吴敬琏先生当年在回答5位经济学者联袂对他的质疑时有过一段精彩的发言。大意是改革开放之初，包括质疑他在内的国内经济学家的改革指向是高度一致的，可称战友。但是时间之钟走到21世纪初，这个阵营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有的战友已经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成为改革的对立面。吴敬琏此言即出，对立阵营立马噤声。为什么？因为，一是害怕被吴敬琏的标枪发中，莫名其妙成为改革的“阻力”，招致天下骂名；二是反应不及惟恐自己真的已经落伍形势，底气不足。不久前去世的经济学家董辅□就在谈及自己时有过如此评价，“努力做到不随风倒，不说违心话。由于各方面形势变化太快，要追上形势，不至于落伍，我只有努力跟上去”。董先生在2001年春初被吴敬琏噎住之后长期保持沉默，2002年底谈及当时的论战还耿耿于怀。“对我的话我曾经反复自省过，没有错。何谓泡沫？跌到多少才算挤干？跌这么长，股民进场还活不活？出台政策都要考虑这些问题。”事实证明，董先生的话是对的，但是既然是对的，董先生为什么还要反复反省呢？这说明，谁都有心中的软肋，中国知识分子的软肋就是害怕被别人说成保守、落后、封建、反动。董先生曾经为股市中声名赫赫的德隆国际撰文，推崇德隆的产业整合理念。董先生的学生大不以为然，不理解老师何以有如此行为。董先生的解释让他的学生也无从辩驳。董先生说德隆是一个民营企业的典型，我是站在鼓吹民营经济的角度来做文章。谁都知道，董先生有“中国民营经济辩护人”的称谓，长期担任全国工商联的顾问。董先生还是最早为“温州模式”辩护的经济学家，他坚信民营经济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发展民营经济，说到底是要发展市场经济，从现在看到未来还没有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比市场经济更好。无独有偶，郎咸平也是第一个站出来“评倒”德隆的经济学家。不同的是，董在大陆，郎在香港，董先生说理念，郎教授说问题。理念掩盖不住问题，问题打倒了理念，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十六大所确定的政策领域，其中改革的重中之重，是解决国有资产的经营权和管辖权的错位。但是，十六大没有指出应该在改革的过程中，在市场化操作的过程里如何监督这一改革过程。那么，我们如何检查其操作过程？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和职工合法利益？这些无一不是改革工作中的要点、难点”。
“很多人对于改革都有一种顾忌的心理，那就是我们能否真正做到监督和监察，能否追究经营与管理责任，能否真正抓住对于国有资产、国有产权的定价权，抓住场内场外交易的最主要环节，能否对违法行为及违纪行为进行严肃查处，这些都是很真实的挑战。这不是基层问题，因为温总理在两会以后也对全国人民坦承自己对于商业银行改革的方案执行‘不放心’，但是，他一再强调，这一改革没有退路。”
说这番话的人不是什么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叫缥缈的自由撰稿人，文章发表在6月30日出版的万科周刊上，缥缈的文章和郎咸平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关注的都是过程和细节。
细节出魔鬼，这句话有多少人读得懂？
学者文化和官场文化是不一样的，官场讲究“宁左勿右”，经济学家中间却流行“宁右勿左”。大陆经济学家的集体沉默，一个很大的心结就是害怕被人划成“新左派”，可以说“新左派”已经成为大陆知识分子自己给自己戴上的紧箍咒，郎咸平给自己戴的是大国家主义的红帽子，大陆经济学家给自己缝制的是“新左派”的绿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