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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几家内地公司的财务分析引发的讨论，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这是我们在过去两周里看到的变化。争论各方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这并不代表争论本身毫无价值。
抛开那些情绪化的宣泄，对所有抱着澄清事实、理清思路的愿望而参与这场讨论的人，我们都愿意表达我们的尊敬。如果说，我们曾经有一个阶段，以不争论的方式，为改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现在，我们需要更公开、更透明的讨论，让身处改革进程的人自由而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产权制度改革被看作是改革的深水区，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希望改革的步子可以走得更稳更快，就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
郎咸平教授通过几个个案告诉我们，国退民进已经成为国企和民企合伙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场盛宴，他认为，以民营化为主导的产权改革方向根本就是错的，应该立即停止。虽然我们缺乏学术根底，无法对他的个案分析做出评价和判断，但是，我们认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显然不是个别的，但是我们依然不能认同，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全面否定。
而且，正如一些学者已经讲到的那样，民营化的改革路径，确实是过去20多年改革不断试错的一个必然结果。国有体制本身无法解决激励和约束的问题，虽然我们也曾经希望，能够在国有体制的框架下解决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会发现这样的路径选择是否正确，过去就有过很多的争论，在最终确定这样的改革方向之前，也经历过多次的反复，但是最终我们发现，如果不改，我们面对的可能是更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中国企业也很难在市场中获得生命力和竞争力。
我们注意到，很多内地的经济学者，包括一些亲身参与了改革进程的学者，他们不同意郎咸平教授的结论，甚至认为郎教授并不了解中国改革的现实情况，但是，对于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国有资产流失，大多数人其实与郎教授一样，抱有同样的忧虑。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不停地呼吁，并且试图寻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也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很多人诧异于在这次争论中近于一边倒的网上舆论，不过，简单地把它们归为产权改革的支持派或者反对派都不准确。这提醒我们，即使在理论层面，我们已经解决了改革的路径问题，并且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以民营化为主导的产权改革路径，在一般百姓中间，也仍然有许多难解的疙瘩。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当我们以企业普通一员的身份参与其中的时候，我们会关注什么？在过去的数年中，我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了各种样式的企业改制，但是很显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企业怎样被兼并，被收购，被ＭＢＯ，被民营化，我们经历了身份的转换，经历了企业的巨变，但是我们可能并没有机会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很多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发生了。如果我们经历了这样的改制，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民营化的过程，即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是一些人侵吞国家人民财富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相信，即使那些对郎咸平教授表示支持的人，也未必会赞同回到国有企业包打天下的体制中去。他们所质疑的，是那些没有在阳光下透明而公开进行的改制过程，是不明不白地承担了改革成本，却无法或者很少享受民营化好处的畸形改制。
但是一般企业的员工，或者作为个体社会成员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弱势，并没有能力监督这个过程，甚至也缺乏专业能力对改制进程本身作出评判。因而，要保证民营化过程不被扭曲，就必须把这个过程置于法治化之下，需要一套规范而透明的程序，需要对每一个环节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我们可以说，即使如此，也不能确保堵上一切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但是如果规则缺失，就必然会有更多的人质疑，并且失去置身其中的大多数人的认同。
在这场争论中，我们还发现，尽管从理念上说，支持产权改革路径的人都认同，民营化的国有企业改革，在社会总财富增加的同时，也让大多数人得到了实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总体情况，还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或者学者拿得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对于改制前后企业本身发生的变化，也少有全局意义上的论证。我们相信，这是一项并不容易完成的研究，但是很显然，真正以严谨的学术方法所得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公众理解改革的好处和必要是有帮助的。即使我们无法为这场争论划上句号，改革本身却一定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郎教授的观点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