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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不是目的，但上市是必然的过程。上市有利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但上市后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
投资者担心的最大问题并非是银行出问题，而最关注的是你怎么来对待出问题，是不是公开透明，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引言———
注资，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后成立股份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银行内部治理结构，这是一个理想的国有银行改革模式。
在这条理想之路上，中国银行捷足先登。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肖钢为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李礼辉为副董事长、行长。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863.90亿元，折1863.90亿股，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家持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依法行使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
除了鲜花与掌声，伴随中行股份诞生的，还有来自各界的质疑，质疑从注资开始。早在五年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给信达等4家资产管理公司，央行同时提供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5200亿元的再贷款，这在当时被称为“最后的晚餐”。言犹在耳，中行、建行又在今年初迎来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行均分的部分成为新挂牌的股份公司注册资本的全部。之前资本充足率为零的中行吃掉了五年前的所有，却没有受到任何责罚，那么，如何避免道德风险，又保证同样的一幕不会重演呢？何况，中银香港的问题就在眼前。
在现有的路径下，能否真正改善治理结构成为问题的关键。治理结构的核心又在于产权的多元化，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是这种多元化的最佳结果，中行马上就可以迈出这一步。但是，即便抛开国家的绝对控股不谈，其他银行能否顺利引进投资也还是未知数，工行能行么，其他银行呢？
8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副主任李伏安、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元龙共聚21世纪圆桌论坛第十九期，就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路径与未来，激烈辩论。
对话———
金融改革路径之辩
《21世纪》：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中国银行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变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又一次迈出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本轮金融改革，从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直到现在的股份制改造以及未来的上市，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和对这种初始错误的延续。那么，对本轮金融改革，我们该如何评价？
夏斌：谁也没有说国有银行上市了就能解决问题，其实上市不是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才是目标。国务院有关领导在中国银行股份公司调研时讲的很好，转换经营机制是股份制改革的实质和核心内容。上市仅仅是国有银行改革的阶段性标志，是一种自然而然达到的结果。
1998年，我曾写过关于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黑洞问题的文章，送有关领导同志看了，未公开发表。在那篇文章中实事求是计算了在当时根本不能接受的不良贷款数据。在2001年我又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解决不良资产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要务，第二个观点就是要解决中国不良资产增量问题，必须打破行政官本位体制。
改革为什么从注资这一步走起？因为我们国有商业银行这个摊子，已经输了很多钱，需要很多钱才能解决。2003年非典时期，我写了一个内部报告，提出四大银行一揽子化解风险的方案。我认为，四大银行问题不解决，中国谁也难保证2006年后不出大事。但是，四大银行的问题，只要我们政府下决心，是有可能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全部叫政府拿钱是不现实的，财政也没有这个能力，先是政府注资一点，然后发行次级债筹一点，再吸引战略投资投一点，股市上再筹一点，银行自身再消化一点。
李伏安：对于改革的路径，不能简单看形式上的结果。1990年之前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数额已经很大，金融对经济的破坏性已经相当大。但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经济发展的很好的改革路径，未来经济想要二十年长期发展，目前状态下银行的状态是不行的。
我们要找根本原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原因很简单，银行不是经营者的，搞得好坏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解决的办法，对于一般的员工就是完善激励机制，这就要靠股份制条件下的分配机制。
一个最优化的模式，一定要找到几个突破口。第一个是要改变信心，注资450亿美元就是给世界投资者一个信号，中国经济二十年一定要发展成功，银行业一定要改革成功。现在我们每天接待大量的国际战略投资者，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这都是中央传递的信息的作用。整个注资模式无论如何都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任何模式都是人创造的，没有人说一定要遵循美国模式、韩国模式。中国成功了，就会成为世界典范，没有讨论改革方式对不对的必要。
另外，还要解决增量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不良贷款？不完全是国家的问题，内部管理的专业水平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把历史问题全部解决掉，核心问题就是改革管理体制，控制新增不良资产，使银行为二十年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以前银行都是行长负责制，行长昨天晚上想出了主张，今天大家就要遵循，如果那天晚上行长做梦没有想好，一年就可能没有计划，到年底再回头就来不及了。所以，必须用制度的形式来制约管理者的行为，这样才可能真正降低不良贷款率。
我们可以首先从机制上，然后从管理上一步步解决银行的问题。通过股份制结构改造、股东结构的变化，促生新的管理模式，通过上市提高价值，并且给投资者高额回报，这个思路是毫无疑问的，它会反过来促进银行自身改革的成功。
王元龙：今年年初有学者提出，银行的改革与产权无关。那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值得研究。我想，要评价这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应该实事求是，需要回顾历史。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直到今天，才最终确立并开始实施国有商业银行改造的战略，即国有商业银行走市场化的道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真正把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现代商业银行。我觉得选择这个战略，应当说是正确的，是历史的必然。以前之所以金融改革一直落后于经济改革，就是这些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我在2000年底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研究》，提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为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产权结构，第二个就是治理结构，即建立明晰的金融产权结构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注资、剥离、股份制改造，都是为了上市，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改革不是为了上市而上市，而是重在建立和完善两个结构，这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两个结构的改善，对国有商业银行和以后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健康的发展，将起到关键作用。
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大家很清楚，不良资产高，资本金不足，效率低下，盈利能力与抗风险能力都很差。例如，要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无非就是几条途径，靠自己盈利积累，但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都没有这样的先例；那么，还可以通过发债，但是发债的规模受到限制，受核心资本数量的制约，不可能无限制的发，况且那也是杯水车薪；要么就是消极的缩减银行市场规模，这显然也不行；最后，就是股权多元化，这应当是积极的、最佳的选择，但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独资体制是矛盾的：要保持国有独资的身份，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银行在高风险中运行；而进行股份制改革、股权多元化，可以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但无法保持国有独资的身份。长期以来，我们在这个矛盾中进退两难，因为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
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和潜在的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就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国有商业银行问题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必须解决。
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重要标志，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具有实质性进展的新阶段。《决定》明确要求要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特别强调商业银行要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决定》还设计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路径：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决定》解决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建立和完善金融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我国的银行改革最终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股改上市不是万能的，但是不股改上市是万万不能的。国有商业银行的状况如果再延续下去非常危险。我们必须有壮士断腕的气魄。当然，这场改革的任务极其艰巨复杂。我们的领导人也很担心，他提到，“我确实也不太放心，但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次改革对于我们来讲，叫做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采取这样有力的措施，确实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我们必须下大的决心来保证这次改革的成功。
钟伟：不可否认，这次以外汇注资为标志的银行改革的第一步非常富有技巧。第一步是清产核资，注销损失类贷款并注入外汇资金。第二步是理顺内外部监管体制，所以上市不是终极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今后几十年国有银行的治理达到国际水平。第三步就是引入国际投资者之后，股权多元化。如果有战略投资者进来，大家可以松一口气，毕竟外资进来不是免费的午餐。
上市前和上市后还有一个过程，上市前中国银行的财务年报，到最后反映出来竟然是半张纸，概括了它一年的经营活动，因此上市之前，国有银行不是黑幕而是铁幕公司，其内部运作情况公众完全不知情。银行上市之后必须要按照年报、半年报和重大事项披露要求及时准确地进行披露，所以，银行上市使其从铁幕公司变成了有限的公众公司。但是，就改革本身来讲，如果我们仍然是国有控股银行，那么，公司治理结构具有有限的意义。通常来讲，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国有控股与公司治理结构，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无论我们怎么挖空心思说，声称国有企业是可以市场化的，是可以运用外部职业经理人来经营的，但是，国有企业根本问题是产权改革问题，在初期培育市场竞争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状况，但不可持续。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只有在多元化的产权分立之后才有意义。所以，国有银行从国有独资到国有控股，进步是有限的，向前进了五十步而已。国有控股以后，股权是不是再继续改革值得考虑。
夏斌：我们可以倒过来分析，无论怎么争论，至少我们有一点上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就是要把银行办好，提高经营水平，降低不良贷款率。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能现在比较好的制度就是采纳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搞股份制。由此就产生上市问题。要想上市，引进新的股东进来，必须先把庭院打扫干净。因此，我们第一步做了注资，政府拿出450亿。由此可见，上市不是目的，但上市是必然的过程。上市有利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但上市后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
王元龙：我与钟伟的观点有点不同，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以前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尽管形式都是股份公司，但是这一次已经是非常规范了。中国银监会专门发布了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的指引，仅公司治理改革方面就有十多条要求，并且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考核指标，包括总资产净回报率、股本净回报率、成本收入比、不良资产比率、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集中度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项指标。这些指标要求得非常严格，指标参照了1992年到2002年十年间世界1000家大银行前100家的平均数来制定，全部是国际先进水平。过去，国有商业银行搞不好的根本原因在机制、在体制。这次改革与以往改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确立了明确的目标，要使国有商业银行走市场化的道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解决机制和体制方面的问题。而且制定了保全措施和明确的责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管理和队伍能跟上，精心操作、有效实施，应当说前景是乐观的。
钟伟：凭什么说股份制银行就不会出现目前所谓的国有股份制企业的问题？股份制改造之后，银行的行政级别没有了，但高管从银行家变成公务员的调动不是照样遵循同级调动的潜规则？两家银行在裁减员工上多大程度听取和顾及了员工利益？
中银香港前车之鉴
《21世纪》：中行行长李礼辉在挂牌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从中银香港“小金库”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是，中国银行股份公司凭什么就能够吸取教训呢？
李伏安：我们十年以后回头看，中国银行改革一定是出问题、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银香港出了问题，并不代表着其它银行没有问题，实际只是其他银行不暴露问题而已。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框架要顺着人的正常心理预期，否则必然出问题。
王元龙：中银香港有些情况正在调查之中，还没有最后的结论。从目前情况来看，问题都出在重组上市之前，属于历史问题，和目前的中国银行重组上市，更是没有直接的联系。
从中银香港方面来看，已经做得非常好。发现问题之后，凌晨就公布了，并不像过去那样遮遮掩掩，也不怕对自己有什么负面影响。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表明了信息披露制度在健全、透明度大大提高。从整体上来说，银行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有人统计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仅操作风险就有100种，银行只要营业就会有风险，不出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不出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投资者担心的最大问题并非是银行出问题，而最关注的是你怎么来对待出问题，是不是公开透明，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引以为戒、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有没有控制出问题的机制。应当说，出问题并不可怕，只有暴露风险、识别风险，才能谈得上控制风险。
李伏安：不管这些问题在改革之前已经存在，还是在改革过程当中出现的，已经不是问题。我们评论中国人寿和中银香港，强调说这是改革上市以前的事情，好像说改革以后不会出问题，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投资者对它才有信心。
要真正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还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市场平衡制约机制，有多大贡献就有多少回报，使一切行为走向理性、规范、正常。
《21世纪》：刚才谈到铁幕的问题，其实存在铁幕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有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机制。
钟伟：其实治理结构的核心对公司而言就是形成激励相容的框架，先说激励框架，对银行而言就是看银行是否敢于冒险，又同时具备高于同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这样你才能获得风险溢价。对于银行高管人员来说，也有一个激励的问题。那么激励约束机制在哪里？既然在其位，就要有其权，担其责。现在情况是，李礼辉强调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首位，就是因为银行高管的合法收入比较低，只能按照这个原则要求领导们多尽一点义务。在激励不足情况下，只能拿官本位或者是其它手段做激励补充。中行、建行两家股改之后，能不能留住核心层，是大问题。
再说约束问题，美国银行业也有如何约束银行业从业人员的麻烦，也是丑闻不断，但没有丑闻才是最大的丑闻。其银行风险文化的核心就在于个人权和责的统一。如果领导真是没有尽到所在岗位的责任，并不是由团队分摊责任，这肯定不行，集体负责就是真出了事情没有人负责。责任要非常清晰地化解到个人，不管是历史的原因，还是体制的原因，所造成的过失必须由相应的个人支付代价。
我们现在对银行高管人员的纵容或者说约束不足，总是银行出问题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但是历史是由过去到现在不断的延续。到我们2008年看2004年的时候，我们认为2004年是历史问题。还有就是说体制问题，任何人都生存在体制下面，什么问题不是体制问题？
中国银行家在其经营管理过程中违法乱纪的行为，由司法部门更强力地直接介入，用国法而不是滥用家规，我觉得是有希望的。1980年代美国处理储贷协会危机的时候，前后有200多银行家进监狱。在安然丑闻中暴露出来的，也有不少银行家和企业家进监狱。所以我希望在中国，银行业糟糕的状况和银行高管进监狱的频率一致起来，银行业好转的状况也该反映在银行高管能获得更高的薪酬一致起来，借口体制，借口历史，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夏斌：我在这方面曾建议过，处理人要有公示制度，不能处理天津金融系统的人，黑龙江金融系统不知道，处理海南金融系统的人，新疆金融系统的人仍在犯同样的错误。有了公示制度，能让问题的处理确确实实在全国金融系统起到威慑作用。
银行治理结构能否根本改变
《21世纪》：以上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核心都涉及治理结构，那么，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能否改变呢？在中行股份中，汇金公司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海外战略投资者引进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夏斌：海外战略投资者作为股东负责任的态度，不用我们担心，我对他们是充满信心的。关键上还是治理结构，负责任的股东能起多大的作用？健全治理结构，一定要树立起董事会、股东是老板的概念，行长绝对是打工的。在解决中行进一步迎接挑战问题上面，关键是要把董事会结构搞好，就是说把董事会的作用真正发挥。
我有几条建议，第一，董事会的议事要有相当的精力，一个季度开一次会够不够？想解决如此庞大的一个经济体中的问题，可能是不可能的。何况刚刚转到股份制，在转轨初期董事会要多花一些时间，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二，是议事的内容。这两年为了上市，中行、建行在银监会领导下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认为远远不够。我希望更多发挥董事会的作用，议事的范围内容如仅局限于目前一些银行董事会的内容，是不行的。治理结构确定以后，行长的权力要受限制，但是，银行目前大量的内部运行制度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规章制度，要不要进行修订，老制度有没有毛病，如何修订？董事会的意志如何贯彻，或者说如何参与？仍靠原有的行政系统，我是很担心的。
第三就是议事规则。作为一家公司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不必公开。但我认为在现在情况下，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的大银行公司，公开议事规则让全社会监督有好处。有利于取信于民，取信于股东。公开接受社会批评，让社会来品头论足。有利于“一股独大”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股份制银行只有在社会议论中间才能进步。
第四就是独立董事问题，独立董事权利怎么保证，占多少比例？议事规则中独立董事有多少说话的权利，是否每一项重大决策必须是少数服从多数？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在什么问题决策上，独立董事有绝对的影响力？这些都要明确规定。
第五就是选什么样的独立董事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关键。独立董事除了要有良知，有公信力外，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国情，了解改革前银行毛病的痛处，要敢于说真话，敢于说实话，敢于说与大股东不同意见的话。要有相关的阅历。知名人士或者说有较高的文化背景不见得称职。
《21世纪》：我们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是两条平行线。现在的改革，在现实层面上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改革？
钟伟：银行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更多是微观层面的，应该由董事会负责讨论。一般来说，我们更关心公权，更关心外部监管的问题。我现在担心的是，如何形成完善的外部监管框架。本来在银行监管领域当中，就非常难以在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划定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
李伏安：对真正外国投资者肯定还有机会，政府企业对民间实业投资，今后是什么样的走向，还不是特别明确，整个国家宏观政策，20年以后，国有股控股哪些企业、哪些行业，还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有一个可以区别，就是说目前战略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有25％的限制。当然，今后的趋势一定是可以比例更大的。
第一个他们进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这次马上拿到控股权，而是说下一步从25％扩大到45％，是可以做的。外国投资者不会因为减少股份，而退出投资；第二个问题是，董事会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董事会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董事会在制度上的职责划分和确定，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想干预经营的做法，都应该排除。要保证每个董事会的激励机制是正向的，让每个董事会成员，真正想把银行搞好，想跟银行长远健康发展，而不是一两年；第三个就是汇金公司的作用，我觉得政府投了这么多资，一定有决定性作用，只是未来股份制结构当中的一个股东，一个股东所有者代理者，而不是银行或者是董事会的全部。如果政府决定百分之百国家持股，汇金公司可能成为现在的国资委。但是，如果是多元化股份结构，让真正自己投资者进来，谁都不负责任肯定不行。
股份制改造会一步一步进行，目前的状态不会是未来的模式。可是问题就是说已经有一个股份制框架，尤其是下一步战略投资者进来以后，会变成股东的一部分。第二个就是说引进独立董事，我相信比这个专业水平和自己的利益都要大。这是董事会架构基础和框架。还有董事会的议事规则，我就是一个行当，交给我，董事会并没有规定行长来领导银行，只是要他来召集开会，协调各方的利益。大家可以就具体问题辩论，最后能不能通过，独立董事不能是看谁官大就听谁的。
王元龙：完善股份制银行的治理结构，董事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董事会各个董事职责的发挥，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要达到1／3。从国际先进银行的情况来看，通常独立董事要占到董事会的50％左右。我觉得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独立董事要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果独立董事达到1／3就会相当有影响，如果以后达到50％，那么作用就会更加显著。因为现在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没有人提出异议，而且也是今后努力的一个目标。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健康负责的董事会，优化董事会的结构、形成制衡机制。因此，至少需要完善以下几个方面：引进外部非执行（独立）董事；建立董事会所属的委员会；建立制度保证董事会尽职工作的机制；明晰需由董事会决定的事项；保证为董事提供详尽的所需信息；建立董事评价制度。
李伏安：董事会还是决定银行的战略，准备管理架构的设计，尤其对风险控制，董事会一定要有控制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对人员的考核和认定，而绝对不应该介入到业务上面。业务的成败，关系到银行的成败，董事会不介入到业务上面。反过来，不是说大家在这个地方妥协，妥协出一个行长，银行一定需要有一个有远见、有胆量、有挑战精神、有冒险精神的人来当行长，行长在所有问题上都与董事会妥协，银行是很难经营的。那么，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映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出来，反过来董事会有可能失控，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董事会有很好的定位和建议。
夏斌：要了解中国的银行行长最怕什么？最怕不良贷款增长，还是怕自己的行长被撤？从目前看，显然答案是后者。这是中国银行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所以一定要把行政官位取消，要打破官本位，吸收更多的优秀人才，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李礼辉当上总经理以后，能不能决定部门经理的职位，还是党组集体决定？这就是挑战。应该让总经理有绝对的行政执行权力。同时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不行就炒鱿鱼。董事会要有提名权，或者是罢免权。特别是独立董事通过提名委员会，更要有相当的提名权利。否则的话，少数服从多数，绝对是大股东说了算，由组织部门考察，不长期在第一线摸打滚爬，很难选准人。
王元龙：现在两家股份制改革试点银行都在进行人力资源改革。我觉得，人力资源改革向市场化方向扩大，有利于银行健康的发展。人力资源改革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德才兼备。关键在于观念和机制的转变，如果没有国际一流的薪酬，肯定也是得不到国际一流的人才，这是一个规律。
中国金融面临高额风险
《21世纪》：从整个银行体制来看，我国主要面临哪些风险呢？
钟伟：从去年以来到现在，以银行改革为标志，实际上是第一次真格的进行金融改革。原来政府管理之下，银行危机就是财政危机，也就是政府可信度的危机。在宏观调控条件之下，我们还是担心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就是金融风险集中的问题。金融风险不是集中在基层，而是从下向上一点点向中央政策集中。
金融风险第一就是券商的风险，目前券商基本上都有问题。第二是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由于经济大起大落积累起来的银行坏帐。第三是由于过去几年中长期建设国债发得比较多，银行给财政配套的这一块资金不少，总量配套下来，大概也不少。那么，应该说在宏观形势比较好、经济比较景气的时候还没有事，但是，现在实际上经济在滑坡，以前的优质资产都有变劣的趋势。然后，还有一个国债的问题。因为现在银行比较漠视市场风险，这倒不是人民银行的责任，因为人民银行把利率基本放开了。国债过去几年差不多吸引的都是中长期利率投资者，是无限量走高的国债，这块又会赔钱。还有政策性银行的问题，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这块、农信社都有问题。
这些问题加起来，有些是隐性的，有的是显性的，比如国债危机肯定是显性的，过去一年到现在，信贷资产恶化肯定也是显性的。
所以，并不是我们在改革银行过程当中把金融风险释放了，只是将金融风险显性化、集中化了。显性化就是原来压在下面，现在浮出水面；集中化就是本来问题在基层，现在积聚到中央层面了。
夏斌：还有一块就是地方债务，至少还有几千亿。这个问题确实要重视，中央政府要赶快解决。处理中国的金融风险，领导一定要有大智慧，这不仅仅是买单的金额大小问题。所以在金融开放的问题上，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轻易听外国专家话，跟书本知识走，就是不能太傻。25年来，我们之所以走到现在没有出大事，不是内部没有问题，而是问题不少，在于我们资本市场没有开放。
王元龙：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之后将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而且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风险将更加突出。
首先，信息披露的风险。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后将面临外部的压力和市场约束，不仅直接受到证监会、交易所的监督管理，而且要置身于更广泛的公众监督之下，这将促使银行提高透明度，从而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如果由于信息披露不及时、不透明，或因上市前掩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实，给广大股东造成损失，就会受到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被股东诉讼。这样的案例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并不鲜见，值得国有商业银行借鉴。
其次，公司治理风险，主要表现在：要真正形成良好的治理却并非易事，需要有一个过程，从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来看，它们组织架构齐全，但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作为主要所有者的政府，其利益可能与普通投资者发生冲突；独立董事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战略投资者的逆转，追求利润是资本的天性，实事求是地看，战略投资者入股更多地在于利益驱动，一旦获得较高的二级市场的收益，它们就很有可能及时变现离去，长期与大股东同舟共济的战略投资者是很难得的。
再次，高层责任风险。2002年7月，美国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它被誉为美国乃至全球“新的上市公司准则”。该法案强调了公司内控的重要性，从管理者、内部审计及外部审计等方面对公司内控作了具体规定，并设定了问责机制和相应的惩罚措施。该法案颁布后，中国监管机构充分借鉴了其中的有关内容，并联合发布了有关规定。今后中国监管机构还将在明确上市公司负责人和财务主管的会计责任、规范信息披露、强化审计复核制度等方面将作出严格规定。这对于公司化改制后的国有商业银行高层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法律风险，作为上市公司的银行，由于信息披露不及时或提供虚假信息，致使投资者利益受损，那么将面临被诉讼的风险。在西方国家，上市公司被诉讼或被集体诉讼的情况非常普遍。保护投资者利益是证券市场普遍认可的法则，上市公司多数情况是败诉，不仅面临巨额赔付的风险，而且公司声誉将长期受损。
第五，还有国家风险，中国人寿在2004年3月遭受了美国股东的集体诉讼。这一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中美两国双重审计标准让中国人寿遭遇了意料之外的阻力，这表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在海外上市，由于本国和上市国的标准不同，就可能产生国家风险。所有这些风险，都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本报记者张逸之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