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一年前，留美博士胡晖在中关村创立的海纳维盛，工资已停发数月，日常经费更是捉襟见肘。那时，如果有人肯出5万元就可以买到后来价值近20万美元的仪器，但当时即使是免费试用也无人问津。以至于后来，每当
提起中关村管委会雪中送炭提供的8万元资助，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可就是这样一家在国内几乎穷途末路的公司，后来被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维泰尔公司看中，以1800万美元买断，是公司注册资本的120倍。
然而胡晖的尴尬在中关村随处可见，但胡晖的幸运却绝对屈指可数。
“我们几乎一直在融资，但从来没有融到过。”很多中关村创业企业的老总不胜感慨。
细细的“血管”
高新技术企业往往都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研发期。这个阶段，资金方面基本只是投入，没有产出。如果幸运的话，三年左右的时间，研发可以初见成效，企业也随之进入产品和技术的市场推广阶段。而这个阶段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企业本身的自有资金往往已经告罄。“很多企业都被前期投入弄得精疲力尽，项目有点眉目的时候，企业可能已经揭不开锅，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后续资金进来，就只有死路一条。”北京东盛和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怀东告诉记者。“但想要在国内通过银行或风险投资拿到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怀东是日本留学归国人员，他创办的北京东盛和科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环保系列产品开发的企业，也是孵化园里不多的几家曾经融资成功的企业。但资金是通过民间渠道解决的。他们的一个项目获得了南方一家民营房地产企业的青睐，但对方出资1000万入股之后，东盛和原有的股份已经被稀释得很少了。而原公司旗下的许多其他项目依然无人问津。因为很多项目还处于研发阶段，没有什么销售收入，而且环保本身又不是什么暴利行业，所以想要从银行贷款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京子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迎凯说，“三年了，我们一直在不停的融资，但没有一次成功。国内的风险投资往往更喜欢买些旧的机器、设备或是土地。就算不赚钱，起码还有实物抵押。而我们只有技术，但他们不要这个，觉得没用。”“我们每年也都参加中关村组织的投融资洽谈会，但往往是我们兴致勃勃地讲完了，却没有一个投资者提问。通过这种途径得到反馈的少之又少。”不过由于他们有一套独特的产品，所以可以让代理商帮着承担销售费用。“对我们而言，市场就是银行，我们正学着直接从市场拿钱。”
相对于很多人在银行碰壁之后的无奈，李杰的心态似乎更“积极”些。他的公司去年通过中关村为中小企业设立的“绿色通道”拿到30万元的贷款，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总算是跟银行建立了一定的“信用关系”。他指望着有一天可以凭借这种信用拿到更多的贷款和融资。不过能否用微薄的资金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还是个问题。
资料显示，中关村国际孵化器成立三年以来，仅仅有8家企业获得海外融资5650万美元：其中王志东创办的点击科技以高昂的代价换回了1300万美元，刘昊源的思智公司获得的1300万元依然只是“投资意向”。而中关村里其他数以万计的高新技术企业想要在国内获得一笔即使是数额不大的风险投资或融资，往往都“求告无门”。绝大多数的风险投资者看中的只是当下的利润和尽可能小的风险，几乎没有人对他们的技术可能蕴涵的巨大市场潜力感兴趣。即使是被中关村管理层看好的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目前提供担保的企业仅有1000多家，相对于12000家的总数而言，仍不足10%；其担保总金额约为55亿元人民币，平均到每家也就可想而知了。
手术刀落在哪里?
王怀东告诉记者，在中关村里80%以上的企业都面临资金问题。因为无法通过国内的正规渠道获得资金，很多企业都冒着巨大的风险引进海外资金或民间的金融资本。“对企业而言，如果没有钱就没法儿发展，不发展就只有死路一条。与其等死，看着前期投入全都付诸东流，还不如奋而一搏。反正都是死，有一线希望总是好的。”
分析人士指出，引进海外和民间资本除了政策风险和高额的利率之外，还可能碰到很多陷阱。比如一些中小企业想要在美国OTCBB（美国场外柜台交易系统）市场上市融资，但由于对其规则的不了解，很容易泥足深陷。一是可能误入“粉单市场”（被市场淘汰出局的公司），买了一个没有融资功能的壳公司。二是即使顺利进入，但初次融资的金额往往十分有限，如果企业的成长性不够好，随后就断了继续融资的可能。拿不到更多的资金，反而要承担高额的管理费用。这些意外都可能把本身就已捉襟见肘的中小型创业企业逼上绝路。
“中关村里有许多世界领先的技术，但由于不了解市场，或是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很多企业都死掉了。而那些学成归来，想要有所作为的创业者们最后往往只能灰头土脸，垂头丧气的回到国外去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毕竟在国外，只要有好的理念就有可能拿到钱，就有比较大的成功的机会。”李迎凯不无感慨地告诉记者。
胡晖的成功只有在纳斯达克才能兑现，似乎就是一种印证。有人曾对他坚持继续经营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其一，资金不足，无法进行市场拓展，企业中途夭折，被折价拍卖；其二，即使资金能够跟进，仍然存在市场经营的风险，因为其技术只领先市场两三年；其三，大资本进入，摊薄胡晖等人的股份。权衡利弊，在适当的时候被其他大企业并购，大概算得上是上上之选吧。而能够认识并实现“胡晖”价值的企业并不在中关村。
相形之下，那些原本就带了风险投资回来的企业会从容许多。虽然他们的产品可能还处于研发阶段，但海外的风险投资者看中的是技术前景和企业的成长性，所以那些企业往往很自然地就壮大起来了。“同一座孵化器里，有的企业欣欣向荣，有的公司销声匿迹，而原因往往不是技术的优劣与高下，而是有没有人肯为你投资。”能够靠30万元勉力维持的李杰不知是庆幸还是遗憾?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萧灼基指出，技术可以靠创新和产业市场来推动，但产业发展却需要经济环境，而经济环境的骨架还是制度，这种制度束缚表现为新的生产力与传统的行政、工商财税管理模式的冲突；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资金要求与金融环境的不和谐以及新的创业文化与旧的保守文化之间的矛盾等。
“20年发展的中关村应彻底改造。”萧教授公开呼吁。
不过对于那些正在艰难求生的中小型创业企业而言，改造中关村决不仅仅是一种倡议，而是一种攸关存亡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