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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农资篇
化肥冒洋牌，含量不如土
──暗访临沭化肥厂家
■王越
“进口”化肥临沭造
在临沭县城外环路附近，一家加拿大独资的化肥公司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公司里的业务经理路先生带记者参观了成品仓库。一个个包装袋上，都赫然印着外国公司名称（加拿大多伦多化工集团哈利特肥料有限公司）、地址（加拿大多伦多市布鲁尔大街）和国际电话号码等。
记者：你们是和加拿大合资吗？
路经理：不是，是私营企业。
记者：你们老板是加拿大人吗？
路经理：不是，本地人。
记者：那怎么都印着加拿大独资呢？
路经理：我也不太清楚，这是他们弄的。
在距此几步之遥的另一家公司，记者还未坐定，销售部的吴经理一下子给记者拿出了十多种包装袋：“我这有俄罗斯的、美国的，你喜欢哪种都可以用。农民现在也比较认这个。”
在一家化肥厂，记者走进灰雾笼罩的车间，一叠叠印制着“俄罗斯产”的化肥袋堆得半人高。两个工人正拿着这种口袋放在机器接口处边装化肥边过秤，而另外几个人正在为口袋封口。院子里，一辆来自外地的车正在装载这种“进口”化肥。
一个小小的县城，几十家化肥厂都搞起了合资？记者纳闷，还是一位业内人士说出了真相：“合资很好弄，根本就没有对方公司，你自己到省经贸厅去申报就行。既不需要外方注资，更没有什么技术合作，连外方的单位名称和地址都是自己随意叫的。”
一张白袋任你填
在离县城不远的郑山镇，一条胡同里藏着一家中美“合资”化肥厂。
大门从里面反锁着，院子里空无一人，如同废弃已久。记者敲了老半天门，才有人过来，一番质询之后，听说是买化肥的，才打开大门。记者进去后又随即锁上。
一个人进入后面又一道紧闭的铁门里去叫老板，记者悄悄尾随也欲进去，忽然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人，死活不让记者进入后面“车间”。此后，记者又连续三四次准备去探访究竟，但都被死死挡住。
一位自称是销售经理的人过来，告诉记者厂子是和美国合资，但是，他拿给记者的合作书，却是写着与俄罗斯合作。在其仓库里，记者还看到了产地为“纽约奥克蓝区二零八大道53-25号”的化肥包装袋，生产灌装商为“施尔沃特肥业公司”，整个包装袋上竟然没有自己厂家的地址。
当记者向其打探价格时，这位销售经理却很谨慎地打量记者：你不是某某地方人吧？听你的口音怎么不像呢？
第二天，记者又来到了另一家化肥厂，销售经理同样是一番仔细打探，最后又查看了记者的身份证之后，才透露了实情：“我们担心是记者暗访……”
（又经过一番交涉最终打消了他的疑虑）
记者：你都有什么产品？
经理：25%到45%（含量）的都有。你要哪个含量、哪种包装袋都可以……
记者：为什么都用外地的，不用本地的？
经理：这儿的名声不太好，合资就是好看。（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包装袋）或者你需要什么样的，我也做。做一个彩色版需要5000多元。为节约经费，版是活的，中间的成分可以随时改动，公司地址也可以改。
不卖本地卖外地
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为什么临沭人却偏偏不买这个账呢？这些打着洋招牌的合资厂里，到底生产的是什么化肥呢？
在莱阳市冯格庄，老柳至今难忘去年的遭遇：村里35户农民共买了6吨复合肥，等将这86包名为产自俄罗斯、实则产自临沭的化肥撒下不久，140亩花生、玉米地里便出现了黄叶、脱叶、株细矮等现象。后经当地质检部门抽检，该批化肥氯离子严重超标……
相比而言，买到含量不足的化肥的消费者还算“幸运”的。安徽省阜南县的农民每吨花1050元买的化肥竟然是一包包的黄土。阜南县质监局最近检查时发现，三塔镇张寨供销社销售的一批“原产地”为俄罗斯的化肥，主要成分竟是黄土和工业垃圾。
进入临沭县，你便能更切身地感受到这个小县城对于化肥是何等情有独钟。道路两旁的化肥销售摊点一家挨着一家，国有的、集体的、个体的应有尽有，宣传标语一条接着一条。你是省优产品，我就是国优产品；你是先进单位，我就是明星企业；你是名牌，我就是惟一；你的宣传横幅挂得满街都是，我的广告标语就涂得随处可见……
不过，这似乎都是给外地人看的，因为临沭“本地人根本不认本地化肥”。
记者走进临沭外环路一家化肥销售门市部，销售人员介绍完所有化肥的价格之后，记者才发现这里根本没有本地产的化肥。一位做了6年化肥销售的中年男子说：“临沭人不用临沭化肥。”
随后，这位“热心人”毛遂自荐：“你想买什么样的（化肥），我可以给你搞。”
他又追问道：“你是个人买还是单位购进，如果要价格便宜的，质量就差些……”
在距此不远的一家中等生产规模的化肥厂里，销售经理向记者道出内幕：“有很多化肥含量都是零。”
“那都是什么做的？”
“土嘛！”
一位化肥厂里的销售部经理看记者“年轻”，善意提醒道：临沭县现在光从事化肥的推销员就至少有1000多人，但有1/3～2/3的人都是骗子。这是明骗，还有暗骗。你把款打过来，他给你发去货，氮磷钾含量要低很多，或者根本没有。一位河北的客户花了12万元买了两个车皮的化肥，按合同规定含量应该是25%（国家标准规定的最低含量），回去一化验竟然连2.5%都不到。这里大大小小的化肥厂不知道有多少个，你一不小心就上当。回来你再找厂家，他可能早跑了。
这位销售经理非常肯定地说：“这里至少有50多家化肥厂，但守信用卖真货的企业不超过5家！”
（本期焦点策划编辑：黄海燕 许小丹 王新亚 贺大为 刘霄泉 王冰 统筹：周清印）
曾祥华：我向总理投诉
■本刊记者 贺大为
今年6月9日，湖北省枝江市安福寺镇桑树河村农民曾祥华在田里劳动，正巧遇上来村里考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总理询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快言快语地说：“总理，我们这一带的地，一亩地打五六次灭虫药都不起作用，不晓得是药不好，还是不对路。”曾祥华为什么向总理单单提这个问题？7月15日中午，记者再一次采访了他。
记者：你为什么想到要提这个问题？
曾祥华：总理说，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当时我想，农药和化肥问题需要反映。温总理听完就对身边的一位领导说：“老杜，你帮助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老杜”就是农业部部长杜青林。我跟总理说完，第二天就有农业部的专家到田里来看了。
记者：农药打虫子打不死，这个问题存在多久了？
曾祥华：两三年前，我就发觉了。农药问题一直困扰我们哟！
记者：这个问题在生产上造成了什么影响？
曾祥华：减产蛮多哟！一般要减产30%以上。虫子太多啦！我们这里种双季稻，一般晚稻产量大、粮价高，但晚稻虫子一多，损失就大啦！我有7亩田，按一般亩产1000斤算，应该可以收7000斤，可我最后只打到5800斤谷。虫害的损失这么大，我种田都没有积极性了。
记者：你们的农药都是从哪里买的？
曾祥华：都是从当地经销商那里买的。
记者：药效不好，经销商怎么解释？
曾祥华：他们说，反正药没有问题，是我们施药的方式不对。但药肯定不是蛮正宗的，不然不会打了那么多药都没起什么作用。
记者：你们村还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
曾祥华：太多啦！基本上都多多少少减产了。我主要是种粮食，还有种西瓜、种白瓜的，他们也反映农药效果不好，减产比我们还要多！
记者：你向总理反映了之后，现在情况怎么样？
曾祥华：前三四天，枝江市植保站的专家又专门来看了病虫害的情况，大约要过些天告诉我们结果。
湖北农民曾祥华向温家宝总理当面投诉的伪劣农药问题，看似偶然，实则在当前广大农村确实相当普遍，相当严重。记者走访了湖北不少县市，近乎一致的发现真真叫人陡生忧患──
多菌灵 ：杀虫不灵坑农灵
陈永和
村民罗桂珍头戴斗笠，打着赤脚站在冰凉的水里，望着歉收的5亩白瓜田，愤懑、无奈一起袭来。这位枝江市董市镇曹店村4组的妇女告诉记者：“今年白瓜生了虫，我用了4次药，花了百把元钱，虫子照样活。我用的农药是多菌灵，可一点也不灵。你看，白瓜现在灰头土脸的样子，怎卖得出好价钱哟。”白瓜地里，记者随便捡起一个，上面都布满了锈色的斑点。
记者来到武汉市江夏区，在乌龙泉街群建村公路边，就农药问题随机采访了12个正在卖西瓜的农民。农民丁光辉先开腔：“我5月18日、6月1日、6月15日，打了三次‘杀虫双’，水稻蛅星虫、螟虫还是死不了”。还未说完，被村民公认的种田好手潘会武接腔：“如今农药和原来比，差多了。现在多用几倍的药也杀不死虫子。你说气人不气人？农民的利益谁来管？”
记者看到农民毛家文正背着农药箱打药，于是来到他家的芝麻地里。他蹲下来，指着1寸多长的芝麻苗说：“你看，这草有2寸高，比芝麻苗还高，哪里除得了草哟！”听说记者采访，村民易礼兵赶到地头。他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都是用过的农药包装袋。他说：“我用了三种除草剂，买药花了上百元，草呢，一点都不蔫。你说这农药是真还是假？”记者看到，那一个个包装袋上的名字都似乎威力无穷，有的还标有德国、加拿大等国合资的字样。
据了解，湖北沙洋县已有193户农民因喷洒了伪劣农药，造成1305亩棉田绝收，损失近百万元。为追踪伪劣多菌灵源头，记者来到荆州市小北门农资大市场。小北门市场有67家农药经销公司，年销农药约3亿多元。记者以顾客身份，逛了15家农药门店。记者问一位老板：“有多菌灵吗？”他“唉”地叹了一口气说：“最近查得紧啊，不能卖了。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多菌灵假的太多。绝大多数都是河南、四川地下工厂生产的，打上海的牌子卖。”
6月21日，在湖北省农药及农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站，记者看到，一台VARI鄄AN液相色谱仪的显示屏上，显示样品有效成分的绿色线条，懒洋洋地“趴”在合格产品“峰值”的最底线。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表明该产品中的有效含量“一点都没有”。
拿到样品原件后，记者看到，醒目地印着“多菌灵”三个大字的包装袋上，标明多菌灵含量为50％。袋上还赫然印着：科技新突破，创造高效益。质检站陈平主任当场取出农业部农药检定所主编的2003年版《农药登记公告汇编》和国家发改委编印的《农药生产批准证书汇编》，经查，包装袋上标明的农药登记证号和生产批准证号均不存在。袋上标明的生产厂家“上海中兴化工有限公司”也不在登记之列。
“多菌灵是一种农作物广谱杀菌剂”，陈平介绍说，“没有有效成分的多菌灵，对麦类赤霉病、水稻稻瘟病等病害毫无作用。”
据湖北省工商局介绍，他们在武汉、荆州、鄂州、襄樊等6市的农资市场上，抽取了10种样品的50%多菌灵，经检测，有4种多菌灵有效含量为零，4种有效含量只有几个百分点，合格品仅两种。
省农药检定管理所也曾分别会同孝感、随州、襄樊、潜江等地的农药管理站执法人员，在市场上抽取过14种50%多菌灵。经检测，其中有13种不合格，仅1种合格，不合格率竟达93%。而这些不合格的多菌灵，11种有效含量平均值仅为5.4%，其余两种有效成分为零！
今春十起假劣农资坑农害农案
（国家工商总局2004年5月公布）
一、宁夏丰源公司销售不合格磷酸二铵案。二、郑州诺华公司违规生产农药案。三、黑龙江省王某复合肥造假案。四、山东华腾公司棉种假冒商标案。五、安徽省柯某销售劣质化肥案。六、福建省杨某销售假冒化肥案。七、内蒙古鲁丰公司玉米种子制假案。八、沈阳泰丰源公司经销劣质复合肥案。九、浙江皇嘉公司非法经营植物生长调节剂案。十、湖北省王某生产假化肥案。
今春六大农资打假案件
（国家质检总局2004年4月5日公布）
一、湖南省质监局查处的祁东磷肥厂等三家企业生产劣质磷肥案
二、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质监局查获的崔光顺等人销售假冒伪劣化肥案
三、河南省质监部门现场查获的郑州市诺华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假农药案
四、宁夏质监局查获的灵武市吴学斌经销假冒化肥案
五、吉林省质监局查获的化肥重金属超标案
六、山西省质监局查获的销售假冒伪劣磷肥案件
“一窝天麻一罐银，天麻成了聚宝盆。”三门峡市森源食药用菌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段学义把种天麻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
“大家都想靠种天麻致富，谁想到竟然血本无归！”天津人吕秀娟谈起自己受骗种天麻过程至今心有余悸。
天麻种骗局捣碎致富梦
■王恒涛 林杰 刘昕
自2000年7月开始到今年4月，河南省三门峡市食用菌研究所、三门峡市森源食药用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森源公司）利用夸张的宣传，诱骗全国诸多省市致富心切的农民群众种植天麻和其他菌种。许多群众投入了大量积蓄、付出艰辛劳动后，致富梦变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7月中旬，在三门峡市陕县记者了解到，到目前为止，至少有黑龙江、吉林、新疆、天津、湖北、湖南、四川、安徽和山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群众受骗，被骗钱财数以百万计。
劣质天麻种坑惨农民
最早受骗的是森源公司所在地张湾乡的群众。该乡芦村村民张健民一边用铁锨掘出埋了4年已腐朽的种天麻的菌棒，一边向记者介绍情况。2000年，三门峡市把芦村所在的九朵莲花山定为观赏农业示范园区，森源公司承担食用菌系列的示范任务。三门峡市食用菌生产管理办公室一位姓水的主任到乡里推广天麻种植，说森源公司是其下属企业，公司总经理段学义是市里引进的科技人才，并承诺“群众每种一穴天麻，市里补贴20元”。段学义则向群众拍着胸脯称：公司提供菌种、技术，回收产品，一穴天麻保证让群众收入100元。
乡里召集全乡村干部开会，要求推广药用和食用菌，群众不想种。张健民说：“都倡导‘党员干部走在前，群众致富不困难’。为了带动群众种天麻，我和两名村干部到乡信用社贷款2万元，凑了35000元，加上政府每穴补贴的20元，租了二亩地，铺上30厘米的沙子，种了1300穴天麻。县里还在天麻地旁的墙上写着‘党员先锋工程’，很多干部群众前来参观学习。”
天麻种子落地后没动静，张健民等人多次给段学义打电话。段学义派一个妇女过来看过一次后，就再也没露面，手机也联系不上。几万块钱打水漂，一分钱也没见着。由于铺了一层沙，庄稼也没法种，这块地至今还荒着。
柳村村会计杨占鳌大概是收益最大的天麻种植户了。可他投资1万多元种天麻，到头来却只换得森源公司一张白条。
最让村干部揪心的受骗户是村里的几户小浪底库区移民。杨占鳌说：“移民从外地刚搬到这里，村里为了扶持他们垫资1.4万元让他们种天麻，现在全赔了。”
森源公司不仅骗群众种天麻，还骗果区群众用果树为公司制种天麻用的菌棒、菌枝。陕县原店镇寨根村村民史绍文与吕战军都是苹果种植户和养鸡户。2001年，二人各自砍了两亩正处在盛果期的苹果树，制成上万斤菌棒、菌枝。忙碌了一年，史绍文种的天麻收入了63元；吕战军分文未见。
骗完了当地群众，森源公司又把触角伸向外地。2002年，山西省吕梁市电业系统下乡扶贫，森源公司到此与科委联系搞天麻示范推广。据吕梁市电业局局长梁恩明介绍，市电业局的扶贫点—— — 临县南庄村是贫困村，村支部书记与段学义签了天麻种植合同。电业局的扶贫款和群众总共投资了30多万元种天麻，最后基本绝收。梁恩明说：“我们搞扶贫，段学义却来行骗，简直是坏良心！”
2003年5月13日，段学义又在四川广安市成立了森源公司驻四川广安技术推广站，聘任伤残军人贺俊鸿为站长。贺俊鸿投资近百万元，租了170亩地，雇用17位民工，种了300穴天麻和柴胡、白术、山茱萸、灵芝等药材。天麻烂在地里，其他种子也不发芽。接受电话采访时，贺俊鸿说：“绝收是种子问题。卢氏县的种子大都用开水泡过，森源公司没有能力生产，段学义家是卢氏的，他卖的种子大多出自此地。”
湖北随州市下岗职工周彦明筹资3万元种天麻，全部绝收，造成10多万元的损失，周彦明的双亲两次欲服毒自杀，孩子因此辍学。周彦明说：“他们给我提供的是杨树棍子，说这就是种植天麻的菌棒。”
采访中记者找到惟一一家与森源公司合作种天麻成功者，但是他们也没逃脱被骗的结局。他们是新疆乌鲁木齐达坂城区达坂城镇红山嘴子村的李镜和耿守福。2002年5月，二人根据森源公司印制的宣传小报找到三门峡，投资近6万元在森源公司的院里种了500穴天麻。在公司的帮助下，天麻种成了，但段学义把二人种成天麻的事当成行骗的幌子，到处宣传天麻在新疆落户成功，并阻止二人收获天麻。到2003年底，天气很冷时段学义才同意他们挖天麻。二人挖了1350公斤天麻，但森源公司不履行当初的合同，拒绝收购。李镜说：“投资几万元，种了一年半，我们只卖了400多元钱。”
据受骗人吕秀娟介绍，被森源公司蒙骗的群众不计其数。她在森源公司的办公室亲眼见到，全国各地种天麻群众的登记表，一户一页，堆有一尺多高。森源公司自己的宣传材料称，自己的天麻卖到了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6个县。
光环笼罩的“皮包公司”
三门峡市食用菌研究所、三门峡市森源食药用菌有限责任公司是个什么样的公司，有何能耐骗取这么多群众的血汗钱？记者在三门峡市陕县张湾乡雷湾村找到这家公司。
在公路边一块标有食用菌研究所的公共汽车牌指引下，记者来到一个荒凉破败的院落。临公路的办公楼门窗不整，随风招摇的塑料布仿佛在宣布一个神话的破灭。院子的空地上晒着用来种食用菌的木屑，几座大棚内外堆放着一些发黑变霉的代料，棚里的代料袋上长着几株营养不良的菌苗。大棚外的空地上都是疯长的野草。院子的后半部分是几座破败的厂房。
森源公司的材料称：“公司下属购置了20多架仪器的育种中心；设备齐全、年产100万袋（瓶）菌种的菌种厂；有800穴天麻的试验示范场；年加工能力100万吨的食药用菌产品加工厂”等。然而眼前破落的景象怎么也看不出这里曾有“一个集科、工、贸为一体的科研开发实体”；更看不出来这里如何有“与中科院联合办起了中国北方食药用菌育种中心三门峡中心试验室”的条件。但就在这个院子里的森源公司连续两年被评为三门峡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五十强”，还在受骗群众多达数省时被当地工商部门评为三门峡市诚信单位的特别推荐企业。
据张湾乡干部介绍，这个院落原是乡里一个没有投产的硫化碱厂，1999年乡里将厂房回购后出租给段学义。据曾在公司里打工的原店镇寨根村群众胡孝昌称，公司的正式员工只有段学义和会计高桂兰，包括段学义的老婆和孩子在内总共不到10个人。所有人员中只有段学义曾在老家种过香菇等食用菌。但是这一公司对外宣称，公司有专业技术人员56人。
据了解，段学义等人在此先挂上三门峡市食用菌研究所的招牌，随后于2000年7月11日在陕县注册成立了三门峡市森源食药用菌有限责任公司。随后，森源公司开始了所谓的“公司＋农户”运作手段，先从当地开始行骗。从此，一个欺世神话从这个偏僻的破厂房里走向大江南北。
当地干部和群众提供的情况表明，森源公司骗人的方法只有一个：把种天麻吹得神乎其神，提供种子、提供技术、包管回收；骗人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在行骗地注册分公司，通过当地的科委、科协或食用菌生产管理办公室，搞所谓的“公司＋农户”；二是通过自己非法印制的宣传资料《天麻论坛》诱人上钩。
就这样一个公司，凭借一堆泡沫数字，居然顺利被三门峡市委、市政府评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0强。
让人失望的不仅是 “ 森源”
纸里包不住火。随着森源公司行骗次数、金额越来越多，骗局终于暴露出来。4月27日，公安机关在湖南省张家界将森源公司总经理段学义、会计高桂兰依法拘捕。5月31日，陕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段学义。
据陕县政府和公安局的同志介绍，由于受骗面积过大，目前陕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的人员几乎全部投入取证侦查。陕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教导员刘淑芳称，由于涉及群众太多，估计此案两个月内难以侦查完毕。
森源公司成立4年多来，利用政府颁布授予的称号和荣誉大肆行骗，但三门峡市政府、陕县政府及有关管理部门似乎并没感到自己有太多的责任。陕县一位副县长在接受采访时，不断表白这样一个观点：“市场经济条件下，你说一个公司的行为，政府有什么办法去制约？”
陕县工商局对群众投诉他们给森源公司发放营业执照时这样解释：“我们发放营业执照，完全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不存在违规的地方。”推荐森源公司参评三门峡市消费者信得过企业的陕县消协秘书长霍梅君称：“2002年底，市消协发文让推荐企业，其中主要条件是‘一年内没有消费者重大投诉’，我们询问过县工商局的注册股，答案是无人投诉。我们又到张湾乡街上发放了几十份现场调查问卷，也没发现问题。于是我们就将森源公司上报到市里。”
如今，当年发起三门峡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0强评选活动的市农委并入农业局已不复存在，市食用菌生产管理办公室也由市政府划归农业局。三门峡市农业局副局长张建业对这些问题一问三不知。农业局农业资源区域规划办公室主任仝保民称，以前的食用菌生产管理办公室水主任已经退休，据他了解菌办只是行业管理部门，没有与森源公司合作过，也不存在补贴群众种天麻的事。参与过50强评选的仝保民对森源公司入选50强这样解释：“评选有一套标准，是动态管理，印象中森源公司入选两次，怎么评出来的我也不清楚。”
对挂在三门峡市食用菌生产管理办公室下的“三门峡市食用菌研究所”，三门峡市食用菌管理办公室2003年12月29日向群众出具了这样一份证明：原三门峡市食用菌生产管理办公室于1998年成立的“三门峡市食用菌研究所”，未经市政府认可批准，是无效的，我办当即告知该所负责人段学义，对该机构予以否决，不准以研究所名义开展活动。
张湾乡一位干部告诉记者，段学义肯定有后台。“他欺骗群众的事暴露以后，我当面告诉段学义：你要骗人就搬出张湾，不要丢张湾人的脸。段学义却威胁说，我是市属企业，你张湾乡管不了我，你干涉企业的正常经营，我明天就到县里去告你！我本来想吓他一下，让他收敛一点，谁知道让他把我吓住了！”
难怪群众在一份投诉材料中这样写到：（我们）倒霉就倒在相信了三门峡市委市政府颁发给森源公司并高悬在它的大门上方的“三门峡市50强龙头企业”的奖牌上；倒霉就倒在三门峡市食用菌管理办公室准许段学义打出“三门峡市食用菌研究所”的旗号和为这个所颁发的金光闪闪、令人炫目的“先进企业”的金字招牌上；倒霉就倒在三门峡市工商局和陕县工商局消协“特别推荐森源公司为三门峡市信得过单位”的大幅公告；倒霉就倒在陕县中小企业局对森源公司连篇累牍的信息发布和网上的不实宣传………
不难看出，令群众失望的不仅仅是他们的钱财打了水漂，而是这样的公司怎么会在众多管理部门中游刃有余，一再行骗得手。张湾乡柳村支书王邦丁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当初是乡里搭的桥，我这是上了政府的当！我种天麻赔了，张湾乡和县里应该赔我。”
天麻种骗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受骗的村干部不敢再谈发展。记者问乡干部天麻风波对群众今后致富的影响时，王邦丁接过话茬儿说：“别说乡里不敢提发展了，我现在在村里都夹着尾巴做人。折腾这一回我们村损失不下10万元。我现在被骂惨了，支书都快干不成了，还谈啥发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一位山西农民买了一辆“奔马”牌农用车，没几天就发现这辆新车有很多质量问题。从此，他独自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维权之路。最近，他向本刊编辑部来信投诉，本刊特派记者下去进行了明察暗访。
买农用车 还是买气受
■本刊记者 谭博文
毕文武，今年32岁，山西省晋城市所辖高平市寺庄镇伯方村人，家里有一对8岁的双胞胎。2年前，他就准备像别人一样买辆车拉粮食、煤、蔬菜，送化肥，通过跑车致富，却遭遇了农用车质量问题。从买车到现在，一拖就是半年，钱没挣到，气生了很多，借别人的钱还不了，还耽误了半年挣钱养家糊口的时间。
2004年2月23日，毕文武在高平市城市供销合作社批发部的三轮车经销点以3.73万元的价格买了一辆“奔马”牌BM600TD型“拖拉机变型运输机”。当天晚上，毕文武就发现新车的前照灯不能正常使用。过了两天，他又发现暖风机漏水，而水温检测系统也不能正常显示，汽车的轮胎颜色也在一个月后由黑变黄，刹车时地上总能看到有轮胎上磨掉的黑末子。
毕文武直到在有关部门交纳养路费时发现，所购买车辆发动机号码为：Y401155952，而购车发票、车辆三包凭证，行驶证上所标为：Y401159952，错了一个号码。这让毕文武怀疑自己买的车是拼装车，于是他找到经销商询问。可是，经销商始终没有给毕文武答复。毕文武因此把经销商和“奔马”车的问题投诉到高平市消费者协会、晋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
毕文武遭遇农用车质量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6月，他就曾买过一辆农用四轮车，但因质量问题退掉了。
遭遇农用车问题的也并非只有毕文武一个。一个叫李财保的农民，家住高平市米山镇下冯庄村，今年初以3.7万元买了一辆“奔马”牌农用自卸车，一个月后发电机坏了，出车时又发现车有漏水现象等。李财保买车也是为了搞运输，他贷款几千元，另外还向亲戚朋友借了2万多元外债。这个农民日思夜想赶快让车跑起来，尽快还债盈利。
“没法告”，车出了问题，70多岁的李财保不像30岁出头的毕文武那样执著去讨说法。这位老农民考虑过“维权成本”：没时间告，由于外债多，一天挣不回钱就心急。买车就是为挣钱，而告状需要时间，欠债农民消耗不起每一天的时间。李财保的想法是，努力一天就能多挣几个钱，而少做一天，不但不挣钱，还要花钱，而且还不一定能得到公道。
农用车的质量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在高平市上井村南城办，53岁的闫新堆去年底买了两辆“英田”自卸车，连买车带上户他花了12万元。他的车每天忙着给附近一家在建企业的筹备工程拉土、沙子挣钱。然而，新“英田”车不到一个月半轴就断了，随后又毛病不断。轮胎换了好几回，半年就换掉4筒机油，每隔四五天就要换机油，后来经检查才发现，是排气管里排出了机油，原因是新车内部的零件不配套，机器相互磨损所致。
由于村附近有了新企业，村里人都积极购买农用车，加上闫新堆家的车，现在村里总共有11辆农用车。村里给各个车都编号，所有的车主一块抓阄，按照抓的号排好顺序出车。
根据晋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城区分局在今年3月份的一份关于农用车市场的调研报告，晋城市城区农用车市场存在以下多个问题：个别自卸车的主要承载部位焊接处很毛糙，质量令人担忧；一些生产厂家不顾国家强制性标准的限制，肆意改变农用车的技术参数，盲目对车厢尺寸进行加长加高加宽，部分车辆的外廓尺寸明显不符合现行的农用运输车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甚至与说明书上明示的尺寸也不相符；一些小规模生产厂家因其产品未能取得公告目录，便利用协议、合同等手续大做手脚，冒用已取得农用车公告目录厂家的厂名厂址，套改产品型号。
某企业生产的同一型号的16辆车中竟然有4辆车的发动机编号与随车合格证上明示的编号不一致，并且其中两张合格证上明示的发动机号竟为同一编号。
晋城市质监局城区分局副局长吴晋玲在分析原因时说，年初，老百姓听说由于今年5月1日新的道路交通法将实施，农用车上户将由农机部门转到交警部门，而上“交警户”比以前的“农机户”要多交附加费等，两者相差数千元。对于普通农民，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因此，过年后好多农民（包括吴晋玲的兄弟在内）都想买车，当时的农用车市场相当火，好多地方都出现手里有现钱买不到车的现象。
吴晋玲说，比起汽车，交警过去检查农用车时相对松，农用车抓超载的力度不大，所以老百姓愿意买。前几年农用车市场比较正规，这几年由于搞运输的多了就有点乱。如车厢的尺寸问题，老百姓想多拉些货（实为超载），向经销商反映想要又长又宽的大车厢，经销商再向厂家反映这一问题，要求加长加宽车厢。在利益驱动下，厂家迎合农民的消费心理，肆意改变标准，仓促快速生产，有些厂家甚至不负责任地对经销商说：“这样的车出厂可以，但出事后果你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农用车市场出现混乱，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整个农用车市场形成了恶性的连锁反应。
另外，过分讲究实惠的农民总想多拉货物，觉得跑一趟总比跑两趟好，本来应拉2吨的车，却要拉5吨，一次两次可以，时间长了车就不能承受。有些新买的农用车使用不久，车的前轴就断了。
晋城市质监局副局长崔肥立说，农用车的生产厂家不按标准生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质监部门查处难，经销商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有人还发牢骚埋怨说：“全国都不查，你们这里还查什么？”
针对毕文武买的“奔马”车出现问题的个案，晋城市质监局稽查分局一科科长魏晋红说，他们已经受理了毕文武的申诉，该辆农用车是存在一些质量问题，而且发动机号码确实和合格证上的号码不一致。目前毕文武与经销商双方的关系已经搞僵了，经销商已经拿到厂家更改后的合格证，但就是不给毕文武。
关于毕文武怀疑车是非法拼装车的问题，魏晋红说质监局也没办法确定，这本应该由经销商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不是非法拼装车，否则必须要由山西省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法定机构鉴定才能确认。申诉人和被申诉人都没有提出鉴定的要求，而调查、鉴定的费用很高，市质监局不可能主动去鉴定。质监局主要是负责稽查、调解工作，遇到“这样复杂”的事，最好去法院解决。
毕文武对记者说，农民维权太难了，买农用车的农民遇到质量问题，大多被经销商哄过去了，哄不过去的也很少到有关部门去投诉，宁愿自己吃亏。来源《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