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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海外学子又一次推进中国教育和科学现代化的尝试。
我个人已经是第三次目睹和参与这一尝试。第一次是华罗庚先生亲临我读书的上海格致中学，动员我们一批数学爱好者去中国科学院新建的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攻克两弹一箭的科学高峰为目标。在科大期间，参与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中国老一代科学家所带动的中国科教体制的改革；但是，文化革命中断了这一次的创新努力。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初期，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邹至庄等留美学者回国举办讲习班，设法把大批年轻学子送到国外深造，为中国培养人才。我在当选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三任会长期间，建立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进一步感受到邹至庄、蒋硕杰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赤子之心。第三次，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立的宏图，是两位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易纲和海闻将我打动的。我也认同林毅夫建立中国经济学规范、培养诺贝尔奖级研究人才的目标。十年间，中心同仁的艰苦奋斗，北大学生是最好的见证。但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能否实现当年的初衷，我们这一代学子的报国之梦能否比我们的前辈走得更远，不仅取决于大家的苦干，更取决于对中国与世界的未来有无远见与胆识。
我个人这几十年的观察：中国的经济转型与西方的结构调整，其历史发展对经济学现有理论体系的挑战，不亚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对经典政治经济学的挑战；复杂科学对分析科学的挑战，不亚于上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牛顿力学的挑战。要理解当代急剧变化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以牛顿时代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日益捉襟见肘。我们新一代的经济学家，是满足于做现有经济学的传道授业解惑者，还是新经济学的探索和开拓者，将会决定中国经济学家在世界的学术地位。让历史来检验我们今天的再次尝试。
2004年4月26日
来源：[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