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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于9月1日在《金融时报》发表了其题为“中国与印度的挑战”的最新评论文章。
文章指出，中国和印度在经济竞赛上领先群雄，但她们的战略部署却十分不同 — 中国针对的是制造业，而印度则是服务业。两者加起来，她们足以激发新一轮更广泛、更强大的全球化波澜，给发达国家构成巨大的压力。
在中国，制造业主导动力之强劲令人惊叹。工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至2003年的52.3% — 在这13年的GDP累计增长中占了整整54%。服务业给印度带来的增长动力同样是令人瞩目。服务业占印度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40.6%上升至2003年的50.8% — 占该国GDP累计增长的62%。
然而，中国和印度的强项掩盖着两国经济的弱点。从1990年到2003年，印度GDP的工业比重基本上停滞在27.2%的水平。因此，工业在过去13年的GDP累计增长中只占27% — 恰恰是中国的一半。与此同时，中国GDP的服务业比重由1990年的31.3%上升至2003年的33.1%。期间，中国服务业经济的扩张在总体GDP累计增长中仅占33% — 是服务业对印度增长所作贡献比重的一半多一点。
中国重写了以制造业为主导发展的经典剧本。四大因素使其工业化进程脱颖而出— 43%国内储蓄率、进取的基础设施建设、飙升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大量勤劳、工资低廉、供应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相反，印度的国民储蓄率只有24%；基础设施乏善可陈；及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 — 在2003年仅仅为40亿美元 — 与在过去两年每年流入中国的530亿美元相形见绌。
可是，这些弱势并没有阻碍印度前进。选择以服务业为发展导向，印度绕过了限制它们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储蓄率、基建、和外国直接投资等因素。重点发展服务业反而让印度尽展所长 — 高学历劳动力、信息科技专长和流利的英语能力。结果是由信息科技推动（IT-enabled）的服务行业得以复兴 — 软件、商业加工外包、多媒体、网络管理和系统整合 — 它填补了印度在工业化进程上因长期滞后而出现的缺口。
另一方面，中国在大部分的私人服务领域力有不递 — 特别是在零售、分销和专业服务比如会计、医疗、顾问和法律等行业。电信和航空事业是少数的例外。展望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出现在中国服务行业的缺口将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总体经济活动最少65个百分点 – 是中国现行比重的两倍。随着国有企业的持续改革，每年将有700-900万工人下岗，扩展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也可有助于满足就业市场对职位的重大需求。
假如中国的制造业主导增长势头持续，而印度以服务为发展主导的罕有战略取得成功，那么发达工业国家将面临严峻的新挑战。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理论告诉我们不用担心。因为长期而言，作为生产方的工人将形成一个新的消费阶层，他们所赚取的收入将通过消费出现在账簿上的另外一边，意味着将带给发达国家供应商无限的商机。
问题是部分这些基本假设正受到严重的质疑。按照他们的最简单理论，“开放”的经济模式包含两个基本部分 — 可交易的和非可交易的。对富裕、已发展成熟的经济体而言，在制造业方面的市场分额被低成本发展中国家抢走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他们仍然拥有无人可奪走的非可交易的服务业部分，也就是长久以来不受国际竞争威胁的部分。
但今天，我们只需按一下滑鼠，便可以把白领工人创造的知识型内容出口到世界任何地方，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很多服务已变成可交易，这情况不单发生在价值链的低档次部位 — 信息中心接线生和数据处理员，且越来越多出现在关乎软件程式编写员、工程师、会计师、律师、顾问和医生工作的高档次领域。
以服务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如在印度正行之有效的），扩阔了全球的竞争舞台。结果是，新压力都落在发达国家的就业市场和实际工资上 — 在高成本发达国家出现无就业复苏的不容忽视的压力。对于我们身处发达国家的人来说，以服务和制造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正在印度和中国等人口密集国家取得成功，将带出一个最令人不愿面对的问题：我们该怎样？
摩根士丹利（NYSE：MWD）是一家国际性的金融服务公司，在保险、资产经营和信用服务领域处于市场领先者的地位。摩根士丹利在全世界二十七个国家拥有六百多家办事处，通过与人、理念、资本的联系与交往，为客户达到他们所期待的金融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