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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投入不足与分配不公，使教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重要工具
□实习记者 王明明
在经历过“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荒唐岁月后，“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的情况，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7月28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而另一方面，出于社会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提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
本次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历时3年，在中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2个县市进行抽样调查后得出的，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对此表示不安。“这并非因为经济总量不够大，主要的问题在于制度性障碍。”他说，“户籍、就业、人事这三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3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的论点。陆学艺指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要有较大的中间阶层，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中可见，一个国家仅仅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社会稳定，比如拉美一些国家人均GDP曾达五六千美元，但社会结构是哑铃形或金字塔形，这种结构使得其一旦发生轻微变化就出现了经济倒退。而相反，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由于韩国有较大中产阶层，他们甚至把金银首饰都拿出来捐给了国家，使得韩国成为最早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阴影的国家。
报告分析指出，这一至关重要的社会中间阶层，在我国目前仅占全国人口的15%-1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占到40%-50%。这使得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而理想状态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
课题组副组长王春光告诉《商务周刊》，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制度化二元社会结构，这直接阻碍着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流动。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干部人事制度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向干部阶层流动。
事实上，经过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正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正在恶化。大多数中国人都认识到，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所造成的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正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调查显示，中国在1978年前，教育机会的分配向着日趋大众化和平等化的方向发展，教育成为缩小阶层差异和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重要工具。“教育和通过教育所获取的技能，是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 课题组成员李春玲博士说，但1978年后，教育机会的分配则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教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重要工具”。
在8%的GDP增长率下，贫困却不断吞噬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儿童的受教育权利。根据2002年的统计数字，中国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的中小学生仍有至少1000多万。一方面，中国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无法满足社会需要。中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从未达到国家法定要求，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这实际是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九五”期间此项投入仅从1995年的2.41%增长到2.87%，2003年这个数据也只有3.41%，不仅仍达不到联合国的最低要求，距离中国政府2000年达到4%的承诺也有不足。
而另一方面，陆学艺介绍说，在为数不多的教育投入中，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分配也不甚合理。统计数字显示，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从分教育层级来看，高等教育所获得的公共资源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了创办一流高等学府，上亿的财政拨款往往投给几所办学条件已经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或希望工程的方式解决，落后地区尤其农村地区教育经费由县级财政筹集，连起码的教师工资都不能保证，教学设备、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这些都直接导致社会底层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减少。
“这样一种不公平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陆学艺说，“其结果就是使广大农民和贫困阶层陷入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在参与市场竞争方面缺少足够的能力，因而也就缺少适当的向上流动机会。”
中国在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不足与分配不公，一直受到来自国内外激烈的抨击。去年9月，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卡塔琳娜·托马舍夫斯基到中国考察两周后，很不寻常地批评中国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这些批评，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些城市已经迈入世界发达地区的背景下，显得尤其让人痛心。
王春光强调指出：“要体现出一个合理社会所必须的公平，教育体制必须改革。”但他承认，很多政策的制定对弱势阶层并不利。“在改革中，不同的阶层都会保护原有的利益，争取新的利益。而制定政策的恰恰是强势阶层。”他认为，强势阶层推行的改革会造成公共资源的配置不公正，导致机会不平等，这是阻碍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一种制度性缺陷。
去年9月，本刊曾报道过来自国家教育部的一条消息，中央即将出台新措施，让西部贫困地区青少年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完全免费的待遇，由此产生的财政负担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分担。但“中央决定，地方买单”的做法，使这一想法面临相当大的障碍。
一些官员的想法是，依靠为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来解决教育和培育中间阶层问题。陆学艺等人的调查也显示，经济增长确实不仅对非农职业岗位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更对中高层职业的增加有相当大的影响。当人均GDP超过了12500元后，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的比重就会出现一个跳跃式的发展。但陆学艺以社会学家的眼光告诉媒体问题的紧迫性：“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某些方面优胜于经济的发展，犹如一个人，社会结构是骨架，经济结构犹如血肉，就像经济发展过热可以调控，但骨骼如果长坏了，调整的难度就大了。一个社会政策错了，往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调整，比如我们国家的人口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