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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 我一直渴望爱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中国有句俗话：三十不学艺，李银河恰恰反其道而行——去美国求学时刚好三十岁。
1979年，27岁的李银河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霍尔兹纳教授和聂尼瓦萨教授来中国开办了第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她太激动了，仿佛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她设计了平生第一个调查问卷，带着单位介绍信，兴致勃勃地跑到机关和街道去散发。有的人并不随意选一项“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空在那里，却在每个问题旁认真地批道：“这种观点太极端了。”“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她收回问卷，为他们的“较真”感动不已。
小学，中学，大学，出国，回国，硕士，博士，博士后。直到36岁，她还在烦恼一件事情：我的一生都在准备做什么事，可一直还没正经做。我还要准备到何时？
1988年回国，她两年内一口气做了十个研究工作，题目依次是：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
回想起来，李银河对自己的“气魄”和“疯劲儿”颇为自得。
1989年，她与丈夫王小波一起开始做同性恋的研究，中国的文化人大多追求“宏大”意境，而同性恋调查何谈“宏大”：既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又不是马上可以拿来派什么用场的东西，因而不够“有用”。当年的李银河几乎是故意向传统观念挑衅：她有心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专门做一些这样既不够“宏大”又不够“有用”的研究。
她庆幸自己回国选择了无欲无求的淡泊生活， “我最不喜欢和经济有关的一切。” 1995年末，李银河43岁，她由副研究员转为研究员。她为此由衷欢欣，因为在这个俗世上，这是她最后一个世俗的目标。从此她将进入真正自由的世界。正如诗人布拉加所说：
再没有一个地平线在召唤我
再没有召唤在驱使我
北京的夏末，李银河家中。她穿着浅绿色的宽松上衣，心宽体胖，声音柔和，目光淡定。一个不能摇头的电风扇呼呼地吹着，一切都表明，作为学者，她不缺乏挑衅传统的智慧和勇气，也不缺乏追逐自由与美的浪漫情怀；作为女人，她柔和、轻快、质朴，有着某种自嘲和幽默感。
“有心反其道而行”
人物周刊：你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同性恋，当时是不是一种比较骇世惊俗的举动？
李银河：同性恋作为一个社会学的题目，则很适合。它不大不小，而且当时偌大一个中国，居然没有人做这个群体的研究。我在美国念书，博士论文是《中国城市的婚姻家庭》。当时已经做了这方面研究的准备。
1989年我和王小波一起开始做同性恋的研究，共同写成的《他们的世界》，原来是北京出版社约的稿子，最后第一版是1991年由香港的一家图书公司出的。
人物周刊：这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本中国男同性恋者的研究，其中第六章的第四节，“J的外地之行”，虽然是实录体，可是语言十分鲜活。是不是王小波写的？
李银河：的确出自王小波的手笔，他的文字太特殊了，所以熟悉他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他写的。有些故事是他采访的。比如写两个同性恋相恋，一起坐火车回去，眼看到站了，甲就告诉乙说，他其实已经结婚了。乙就当着一个车厢的人打了甲一个耳光。王小波就刨根究底地问：你能肯定，当时是一个大嘴巴，而不是两个小嘴巴？呵呵，挺逗的。
人物周刊：王小波做的剧本《东宫西宫》是否很多素材也是出自这本书？
李银河：是。当年张元要做一个以同性恋为题材的电影，那是中国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他就找我了解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聊到剧本时他说，还没有找到人写呢，我就说，王小波不就是现成的吗？
人物周刊：你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过，你给了他20年的自信，此话怎讲？
李银河：我想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像我这样的人确实不多，我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一流的，他的位置在哪里。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他写得好。有时候他也会丧失自信心，就连他家里人都没有信心。他哥哥有一次还在美国跟我郑重其事地说，这个文学将来没法靠着吃饭。我就想，靠我也行啊。我也没有对他说，你要挣钱来养我。其实在美国他是陪读，生活费都是我来出的。一个人的奖学金两个人花，租租房，吃吃饭，也就够用了。我也舍不得让他打工。他那时侯一直在写作，我觉得他的时间浪费掉太可惜了。有时候他把我比作资助巴尔扎克写作的贵族女人。
人物周刊：那他不会有心理上的落差吗？会不会有大男子主义？
李银河：我从来不会让他有不好的感觉。他是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平等。
人物周刊：王小波在当时算是比较“另类”的作家，很愿意为自由、为边缘化的人说话，你的研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立场？
李银河：他的思想当时是比较“出格”的，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也同时影响到我。西方的学术要求是价值中立，不能有立场。实际上多年的实践中，我觉得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你选择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已经是不中立的。
人物周刊：在你的很多著作里，中规中矩，缺乏行文的激情，可能是出于做学问的需要，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李银河：王小波酷爱文学，而我觉得自己在做事上，没有特别酷爱的事情。我对我写的东西都不满意，大多数时候，只是机械地完成一个课题。读了社会学的博士，你总得做些社会学的事情吧？
这可能是我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最想做什么，最想写什么。
人物周刊：上世纪70年代，你给王小波写信时说，“我可能有一种致命的缺点，生命力不够强，我的灵魂缺乏燃料。”同时在王小波的书里，你还评价他是一个很浪漫情怀的骑士和诗人。当初你一看到王小波的作品《绿毛水怪》，就有一种想去找他的冲动。在爱情方面，你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李银河：在爱情方面我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我一直渴望爱情，这样的渴望很强烈。我的调查中，也花了许多精力去证明爱的存在。
我不会按照传统道德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即使我没有结婚，也不会是因为我要为他守寡，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人物周刊：今年你和王小波的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市场反响很好，已经再版了好几次。你出这样的集子是为了怀念他吗？
李银河：不是怀念不怀念的问题，他是一个历史，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的研究如何才能够很好地介入社会和影响社会？
李银河：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性这方面的观点算是比较激进、前卫。但我不适合做什么运动，我没有这个才能。现在我有一点话语权，除了做自己的课题之外，如果公众需要，我很乐意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给出我认为对的观点。我愿这些研究能够为自己带来快乐，同时能够对陷于不幸的人们有所帮助，帮助他们去挑战陈旧、迂腐的性观念。
李银河之性爱观
中国的“性”传统
中国的传统并不是反性的，比方说唐朝，寡妇再嫁是无人非议的。中间有一段时期是比较反性的。比方说明清时期，还有更早的说法是宋朝的理学。在文革期间达到了最高峰，简直是谈性色变。
很多中国人并不快乐，可能和政治、经济上的压力有关系。这十几年，中国也在悄然发生着一场“性革命”。
性是人的基本需求，好比人渴了要喝水。但还是会有人认为，即便是基本需求，也不至于是太基本。
我更倾向于把“性”归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上去。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大认同。在奥威尔的《1984》里，为什么集权国家对于性的控制会尤其严厉呢？因为他们想通过控制性来控制人。性总是有些反社会的意味。
性压抑更多是来自文化政治的压抑
中国对性的压抑更多是从文化里来的，到现在依然有着许多无知和陈旧的观点。“性”的自由可能比别的自由更加受压抑些。其实我们的法律倒是挺超前的，但是由于社会规范的约束，很多权利还是没有享受到。比如说，中国有26%的妇女没有经历过性快感。在英国、美国这个数字只是10%。
比方说陕西的夫妻黄碟案，居然就有邻居去告发他们看黄碟。最后经过争论，看性光盘也是夫妻的权利。还有就是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事件，她到底有无权利发生性关系？我认为法律没有说你不能做的，你都可以做。
我听说最近有些女大学生，组成“青春无暇少女团”，主张婚前保持童贞。一个人选择童贞，是她的权利，但是为什么叫“无暇”呢？是不是有过婚前性关系的女孩子就是有“瑕”的呢？婚前性行为的女孩子有60%，那么是不是这60%都是有“瑕”的呢？
我认为许多只是生活方式的问题，与道德无涉。
“酷儿”理论的反叛意义
“酷儿”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者性规范不符的人，其立场包括了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酷儿理论包容了所有被权利边缘化的人们。它意味着反抗——既反对同性恋的同化，也反对异性恋的压迫。
我很喜欢福柯的许多观点，比方说他认为根本没有“同性恋者”，这个词是在被病理化的时候提出的。“性别是表演”，没有100%的男人，也没有100%的女人。
国内的同性恋者到底有多少，没有做过调查，如果按照国外的一般数据，大概同性恋人群是3%～4%。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大的。
我是把“酷儿”理论作为一种享受，一种权利，一种知识介绍给中国的，希望从中获得更多的自由，不那么压抑。
主张性交易非罪化
有数据表明中国卖淫的人员达400万人，主张性交易非罪化，会不会造成色情业的泛滥以及性病的蔓延？这倒不一定。没有数据证明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卖淫的人数就更多一些。
前一段时间，警察拿安全套来当成卖淫证据，如果查出舞女携带，要惩罚什么的。这样反而会造成性病的进一步传播。现在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要免费地发放安全套，一边扫黄，一边发安全套，这样的做法自相矛盾。目前，性交易刑事化，已经成为防止性病的最大障碍。而性交易非罪化之后，会更加容易控制性病的传播。
国外女性主义者把妓女叫作“性工作者”。这个群体被抢劫、被谋杀的，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为什么这些小姐要投入这些蛇头的控制，就是因为没有“非罪化”。最后最受迫害的，就是这些从事性工作的女人。
婚外性违背了夫妻间的承诺
目前城市里许多家庭有婚外性行为。在国外的调查里，发生婚外性行为的人至少有40%。
婚外性是有点违反了夫妻之间的承诺，应该被谴责。如果征得配偶同意，我就觉得没有问题。
我觉得解决的办法，第一，离婚；第二，就是扯平，两个人都是平等的，同样具有婚外性伴。
一夜情是个人的选择
一夜情是个人的选择，如果双方没有婚姻关系，一夜情在道德上没有太多问题。
但是这是充满了危险的性，因为每增加一个性伴，染上性病的机率会增加很多。所以要SAFE SEX（安全的性）。■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着译作有《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等。
“我不会按照传统道德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摄影/娄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