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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郑州市暂停自2003年8月以来实施的以“投亲靠友”为代表的“户籍新政”。给出的理由是：人口的迅速增加致使城市交通拥挤，教育资源急剧紧张，社会保障部门压力增大，治安和刑事案件发案数量增加，城市治安压力加大，人口增加后患病人员增加将给医疗行业带来压力等等（据9月1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人口增加带来一定的压力是必然的。莫非郑州市当初制定政策之时没能考虑到人口增加可能带来的压力？是没有考虑，还是没能考虑周全？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如今的政策叫停都会让人对当初政策制定时是否具有理性表示怀疑。
笔者认为，政府部门制定一项关系“城计民生”的政策，必须首先保证政策理性。政策制定之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新的政策所可能产生的正负效应，既不夸大积极作用，也不回避负面影响，权衡利弊，三思而行。只有这样，政策出台之后才能具有生命力。而郑州市这项“户籍新政”实施一年就骤然叫停，其“生命力”着实让人不敢恭维。笔者理解郑州市的现实难处，却不能回避一个事实：这样的“短命”政策在某些方面失去了应具备的理性，而这样的“朝令夕改”，将会损害政府信誉。
但是，比这更让人揪心的是郑州市叫停“户籍新政”的理由。郑州市没有对政府部门在城市建设、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建设不力、投入不足进行反思，而把各个方面的压力增大全部“归罪”于人口增加，并以此作为叫停新政的充分理由，在笔者看来，这就等于是在认定外来人口具有“原罪”。
实际上，外来人口在城市遭受不公平待遇已是不争的事实：暂住证违法，仍有一些城市继续要求外来人员办理；一些公共场所，明确标识“外来人员不得入内”；外来人员一人违法，将引发外来人员就是素质低的论断；外来人员的命不值钱，同样是一起致人死命的交通事故，陪付标准会因死者身份不同而大相径庭；在相当一些地方，相当一部分城里人有外来人口就是“素质低”，品德差的潜意识……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一种认识：外来人员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就是治安案件高发群体，就是社会危机的制造者，就是万恶之源。
所有这些都可能从郑州市这次叫停“户籍新政”的理由中找到佐证：交通拥挤与城市公用事业建设投入滞后有直接关系，而人口增长不过是诱因；投入不足是造成教育资源紧张根本原因，而人口增加则是发展必然；社会保障本是政府的份内职责，岂能归罪于人口增加？人口多少与犯罪数量并非就成正比，外来人口增加当然不是治安压力加大的必要条件；人口增加使得医疗谋利机会增加，谋利机会怎么反倒成了压力？
笔者丝毫没有借题发挥的意思，这种倾向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必须保持应有的理性，也理应为自己出台的任何一项政策负责，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压力也理应由政府部门积极寻求对策，加以消化。就算是城市建设与发展存在现实压力不能解决之时，也不应将矛头乱指。真正文明与开放的城市更应博大和宽容，因为，人生来就应平等，没有人具有原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