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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建还是引起了大连国际机场安检人员的注意。
这是3月18日一个前往日本参加“环境纠纷处理中日国际研讨会”的考察团。在15人名单中，不是全国人大的高级官员，就是国内知名学府环保法领域的领军人物，张长建护照上“乡村医生”的职业显得格格不入。
安检人员把他截下来，刨根问底查了半个钟头。张长建回答：“我住的村里有一个污染企业，几年来村里面目全非。我们已经提起诉讼，但是法院一直没有判决。我这一次去，是想了解国外这样的案子是怎么办的。”
6年来，张长建和福建省屏南县溪坪村村民们走过了一条艰难的民间环保路，一群村民在偏僻的山村里顽强地维权，直至近年来才被国内媒体和环保人士所知晓。当他们以为走入法院便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时，却发现他们脚下的路还很长。
化工厂，山村的“不速之客”
“以前山上一圈密密麻麻都是毛竹啊，密的地方，人都是侧身才能过去。”村民张西弟伸出右手食指放在眼前，原地慢慢地转了一个圈。
一座座翠绿色的山峦环抱着溪坪村，村民世世代代在山头上种毛竹，利用两个山头间狭窄的“八”字土地开垦梯田。毛竹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鲜嫩的冬笋，最贵的时候能卖到5块钱一斤。
“山上一圈”的圆心便是福建省屏南榕屏联营化工厂，它的驾临，毁了满山遍野的毛竹。
1992年3月，村里一个生产甲醛的小厂成了一个建筑工地。这个工地意味着什么，对村民来说像一个谜。
这是1990年代初当地实施“山海协作”方针的一个“典范”。所谓“山海协作”，即利用沿海地区的技术、资金扶持山区脱贫致富。屏南县引进的这个项目，是原来建在福州市区的福州市第一化工厂，主要生产氯酸盐。
而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福州市第一化工厂却是因为污染环境，无法在市区继续生存，于是1992年与屏南县政府达成合作协议，组建榕屏联营化工厂的。
溪坪村村民们并不知晓这些，替他们解开谜底的是山上的毛竹。
化工厂投产后，四周山头的毛竹开始枯死。“毛竹从上往下烂，竹根吸的水上不去了，就积在竹子里面，一晃‘咣咣’响。”村民张久清双手合抱，在空气中猛力地摇了摇。
给山村生态带来毁灭性打击的，是在化工厂二期投产之后。
1998年8月榕屏化工厂二期工程扩建成功，设计年产两万吨氯酸盐，成为全国甚至亚洲最大的氯酸盐生产基地。
“化工厂二期建好后，枯死的树就爆炸性地向四周扩散，不要说毛竹、松树，连地上的草啊什么的都变黑了。太可怕了，简直就像‘火烧山’一样。”村民张西亻弟说，“一棵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的柳杉也死了，这棵树起码有两百岁。”
在当地常年刮的西南风下风向，邻近的厦地村的毛竹也出现大面积枯死的现象，它距溪坪村七八公里。在溪坪河下游的后陇村，河里的鱼虾几乎绝迹了。
敏感的话题
据化工厂2003年的一份情况汇报，该厂建成以来为县政府增加税收累计1.56亿元，每年还为当地提供500多万元的运输业务，招收当地职工600多人就业。目前榕屏化工厂承担了县财政来源的三分之一，企业年产值占县工业产值的15％。
溪坪村村民们没有感受到这些数字的魅力。恰恰相反，在他们眼中，这个化工厂像面目狰狞的魔鬼一样，在美丽的家园肆虐。
村民们开始陆续去乡、县有关部门投诉。在2003年4月前，县环保局还没有建立环境检测站，所有的检测都是请宁德市、福建省检测部门到村里来做的。据张长建介绍，当时环保局的答复，都是化工厂的废水、废气没有超标。
不过，2000年时村民们受损的作物也得到了一些补偿，但之后化工厂的大门就对索赔的村民关闭了，村民们的投诉也杳无音信。
这似乎变成了屏南县一个敏感的话题。
今年暑假，16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自发到溪坪村作环保调查。村民们忙着为他们张罗住宿的地方。但询问当地一所小学校长能否提供方便时，该校长的回答让大学生们很尴尬：“学生来这里住可以，就是不要作什么环保。”
2003年4月，央视《新闻调查》报道溪坪村污染问题后，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丛澜带队前来调查，点名要见见张长建和一些村民。本来约好在化工厂见面，但第二天他们却接到包村干部的电话，称见面地点改在了县里的宾馆。当村民们在宾馆焦急等待时，却接到电话说丛澜副局长在化工厂等得不耐烦了。张长建说：“县里有些人就是不希望老百姓见到领导。”
接到前往日本参加研讨会的邀请函后，不时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熟人上门劝阻张长建。启程时，村民们借了两部轿车，一辆把他从村里送到七八公里外的厦地村，另一辆车早早停在那里接着把他送到福州。在福州还有两名村民“保镖”陪伴，直到他登上去北京的飞机。
到京后，安排这次出访的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与服务中心王灿发主任告诉他，已经有6名屏南县官员在北京“活动”，“我还以为你来不了了”。
在外界日益关注这个民间环保群体的同时，当地政府部门却不愿谈及这群“没有规矩”的村民。本报记者采访县农业办公室以及县委负责人的要求均遭婉拒。在化工厂要求采访厂长时，工作人员称厂长到外地去了。不过看门的职工告诉记者，刚刚上楼的胖子就是厂长。
村民们得了“怪病”
张长建长得颇似“弥勒佛”，他在溪坪村开了一家小诊所。在路旁的一排楼房里，这间诊所最热闹，看病的、聊天的、投诉的络绎不绝。
他是县城人，用村民的话说，他没有村里的一分地一棵菜，官司赢了他也拿不到一分钱。但是自从1999年底写了第一封投诉信后，张长建就一直到处奔波。去年和化工厂的一场争执中，他的妻子被人狠狠打了一巴掌。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抗争中，村民们把张长建视为“精神领袖”。“我不会搬家。现在大家都看着我，如果我退了，大家就散伙了。”张长建说。
化工厂投产几年后，村里有一类病人在慢慢增多：干咳，头痛，眼花，皮肤长出很多小红点。这病基本上没法治愈，只能控制病情。“县里医院也感到头痛，有些病人去了省里医院，病也不见好。”张长建说。
开始他没有把疾病和化工厂联系起来。但植物的大面积死亡，让他和村民们意识到了自身的生命危险。
村民宋延寿“记账比较清楚”，村里凡有红白事情的都请他帮忙。他自制了一本《溪坪阳间阴簿》，记录了1984年至今溪坪村的死亡人口和原因。张长建根据这本“阴簿”，统计了癌症死亡人数：1985－1989年死亡12人中，无人患癌症；1990－1995年死亡18人中，患癌症死亡的2人；1996－2000年死亡25人中，有14人患癌症；2001－2002年死亡15人中，因癌症死亡竟然达到10人，占到三分之二。
而氯酸盐的废水、废渣里所含的六价铬，就是一种致癌物质，如果不经过处理便排放，极易对人体、环境造成危害。
张长建记不清寄出了多少封投诉信，但都石沉大海。2001年为了整理医疗资料，他买了一台电脑。随后他发现网络寄信是一个“好东西”，便“发狂”一般发信，有时候一天就发了40多封。
2001年底到2002年初，是张长建和村民们“欢呼雀跃”的一段日子。国家环保总局回信，要求张长建寄一份正式的书面投诉到国家环保总局和福建省环保局。而随后张长建无意中发现了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个人主页，便一下子发了20多封邮件。
一个星期后，福建省环保局来了十多名调查人员，但检测结果是没有超过国家标准。“我们一知道是省环保局来的人调查，马上就失望了，对这样的结果一点不意外。”许多村民都这样对本报记者说。据悉，榕屏化工厂曾被福建省环保部门评为“省环保先进企业”。
检察日报社主办的《方圆》杂志最早对化工厂污染问题进行了曝光。记者杨建民在登上山头看到满目疮痍后，对张长建说了一句话：“你好奇怪，这样的事情也敢挺身去做？”
当时张长建并没有在意，不过他现在经常琢磨这句话，“很深奥，很深奥。”
1643名村民的官司和疑惑
2002年3月13日，屏南县的街道上出现了一支“奇特”的队伍：他们打出“筹集经费控告榕屏化工厂”、“还我青山绿水”的横幅，向人们发放《方圆》报道的复印件。不少人掏钱放到捐款箱里，“一点点大的小鬼也投进去了几毛钱”。
这次活动持续了三天半。第三天中午11时左右，一队城管人员出现了，“没收”了横幅和捐款箱。张长建一直用“抢”字来形容，“城管人员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出示扣押清单。”后来村民们拨打110，又去找城管部门，都没有一丝答复。
张长建和村民们只能分批次地挨家挨户募捐，最后一共募到10万多元。
此后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与服务中心答应为溪坪村民提供法律援助，王灿发主任称这是一个环境污染纠纷的“典型案例”。
学者的关注没有给村民们带来“好运气”。2002年5月，为了拿到化工厂偷排超标废水的证据，村民们轮流监视该厂三个排污口24小时，采到5种污水水样，并在当天送到宁德市环境检测中心。原本约好的工作人员一听是榕屏化工厂的水样，“脸马上就拉下来了”，以“水样量不够”为由拒绝检测。
张长建随后和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与服务中心的许可祝副主任联系，许副主任告诉他这不是水量问题，建议他们去福州市检测。但福州方面同样拒绝了。
最后他们来到福建省环境检测中心。这次村民们没有失望，工作人员称当周内就会有检测结果。
一周后张长建打电话询问省检测中心，工作人员告诉他报告单还在领导手里审批。又过了两三天，张长建得到的答复却是领导认为这个数据不能给他，只在电话里把检测数据念了一遍。“数据严重超标。”张长建称。
“一份检测报告也要领导审批？最后还不能给我们？”村民们有些傻眼：连单方面取证的机会都没有了。
2002年11月7日，张长建向宁德市中级法院递交了诉状，原告为溪坪村1643名村民。
张长建一直相信，能够让法院受理此案，关键在于一份《农、林、果等作物受损金额按户汇总表》。这份汇总表详细记载了溪坪村147户村民在17种作物上的损失，很多作物亩数的统计数据精确到了小数点后5位，最后受损金额共计1029.602万元。
“统计足足作了半个月，稿纸有两个药箱那么多。”张长建说。
这似乎是“感动”法院的理由，但法庭依然需要一份中立机构的损失鉴定评估。
随后张长建向法院交了鉴定费10万元，现在一年半时间过去了，到本报记者今年8月在溪坪村采访时，这份鉴定评估依然不见踪影。
高额的鉴定费让村民们捉襟见肘。他们记得在2000年一份“屏南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中曾提出：“政府先拨款4万元经费(多还少补)，由溪坪村聘请有资质的环境检测单位进行检测评估，并提出治理方案。”今年4月28日，张久清和张西亻弟等村民来到乡政府询问这笔拨款时却发生了冲突。
据村民们介绍以及事后拍摄的照片，张西亻弟的左耳外部鲜血直流，背部有一块巴掌大的青肿。张久清的手表也被打坏了。后来乡党委宣传委员否认有这回事。
这场官司尚未开庭便一波三折，张长建感到孤立无援，他惟一可以依靠的王灿发教授远在千里之外。在深刻感受到民间力量的脆弱后，张长建和村民们开始寻求有别于这种力量的突破口。
2003年的“参政”冲动和失望
2003年7月初的一天上午，溪坪村发生了一场争吵。乡政府包村干部张荣理骑自行车路过村委会门口，被村民刘仙斌一把揪住。
刘仙斌呵斥张荣理：“张长建到底犯了哪一条？”
张荣理说不知道。争执了一会儿，刘仙斌扔下一句：“我说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滚吧！”
刘仙斌的怒火来自当时村委会换届选举一个不正常的插曲。在推选候选人时，张长建接到选委会的通知，说有村民推选他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问他愿不愿意参选。
张长建正为官司的庭前证据交换忙得不可开交，接到通知有些吃惊，不过最后他还是同意了。
张长建的想法很简单：“要是有村委会的章，以后就不用挨家挨户去签名、盖手印。而且官司有什么需要担保的，只要我一个人去就够了。”
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公告贴出来了，张长建的名字果然列在候选人名单里。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刘仙斌却发现这张红纸被更换了，新的公告上面没有张长建。刘仙斌一气之下把公告撕了下来，接着便发生了和包村干部的争吵。
第二天刘仙斌写了一份“联名推荐书”，和另外两名村民挨家挨户征集签名。4张“联名推荐书”上满是人名和红色的手印。
这份“联名推荐书”被送到乡政府时，按照刘仙斌的说法：“乡干部连看都不看一眼。”章乡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没有看到这份推荐书。
后来张长建被告知他是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处罚还有5天才到期，故不能参加村委会选举。张长建向乡计生办主任等干部索要相关法规，但不了了之。
据村民反映，现任村委会主任有3个孩子，最小的只有两三岁，这让张长建感到很愤懑。
在“参政冲动”过后，张长建和村民们只能遥遥无期地等待法院的鉴定评估。
风风雨雨一路走过，张长建面对案件的起伏已经很平静了。他微笑地问本报记者：“你看过美国大片《永不妥协》吗？这里面讲的也是六价铬污染纠纷。一个小律师都打赢了上亿赔偿的官司，我们的胜利不会太远。”
(感谢绿色和平组织赖芸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