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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
很多人认为经济学的派别很多，而经济学者之间的纠纷或不同的见解又层出不穷，所以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是没有肯定的结论的。因此，在实证或实用上，经济学就派不上用场了。
不同见解是科学上应有的事。倘若任何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没有科学可言了。事实上，经济学行内的高手都知道，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比外行人所说的小得多。他们都明白：见解不同是由于假设的不同、重点的处理不同，或资料及经验的可靠性不同。在逻辑推理上，大家都大同小异，往往是毫无二致的。就算是近二十年来的货币理论的争论，撇开大家所同意的不说，剩下来的不同之处，就只不过是：货币流通的速度大致上是否固定（资料证据不容易量度）；人们的预期是否明智（预期是怎样形成的不易明白）；及货币是甚么（有了电子核算及国际间的需求，货币量的增减益形复杂）。
英谚有云：有道理的人都会彼此同意的。我同意这句话。但在某种情况下，有道理的经济学者彼此不同意，就正如任何科学上有道理的学者彼此不同意一样，是因为大家要强调不同的见解而增加辩论的机会，或大家都不知道答案，互相提出不同的假说，希望达者为师。那是说，强调不同或把不同的观点扩大，是科学的进步必备的条件。很不幸，由于进步的需要而引起的不同观点或争论，往往为不明其中奥妙的人所误解，以为经济学的结论五花八门，毫无标准可言，没有科学实证的价值。
史德拉（George J. Stigler）说得好：一个物理学的门外汉，胆子再大也不敢在物理学上发表谬论；而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却会说：「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认为这经济问题应如此这般解决。」为甚么不少发言者，甚至一般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准」经济学家呢？这显然不是因为眼见经济学的行内人常有争论（其它科学的争论是不相伯仲的），也不是因为经济学可以无师自通或甚至是一门连自修也不需要的学问（翻阅任何专业的经济学报，其艰深的程度与其它严谨的科学没有分别）。
我以为「任何人都可能自以为是经济学家」这个现象之所以出现，有三个原因。第一、经济学是用以解释人类行为的。既然是人，对自己的行为当然有自知之明，所以认为自己的解释是对的（但「自知之明」不能一般化，所以算不上是科学）。第二、经济效果的利与害和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所以对经济的特别关注便溢于言表（报章是有经济版而没有物理版的）。第三、有一些算是学过经济学的人，的的确确是一窍不通，但又乱说一通；这使行外人一听就觉得不大对劲，于是认为经济学不过如此而已，自己似乎更胜一筹（有师而不通，令人有无师胜有师的感觉，而这感觉也可能是对的）。
中国大陆要搞经济现代化，重视经济学，并且在经济观点那方面思想极为开放，这是令人欣赏的。然而，背诵马列经典这么多年，一旦引进外间五花八门的经济理论，花多眼乱，何去何从的困难是不能轻视的。长久以来，中国人对「圣贤」、「伟人」的言论深信不疑；马列理论之所以误导中国大陆这么多日子，无知的「崇拜」是原因之一。问题是，目前大陆难得的思想开放－－尤其是经济思想开放－－中国人会不会由于五花八门的理论引起的「满天神佛」而「信」错对象呢？
经济学可以「误导」！对思想「新」开放的中国人，我担心的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那些完全不是经济学范畴内的经济「理论」，这类经济言论在香港触目皆是。例如，没有外汇管制的人民币的汇值会永无休止地下降；减价不会增加需求量；某些国家的市民怎么也不用外国货；为国争光可以不论代价，等等。第二个困扰，是那些经济学上的谬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五十年代兴起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便颓然倒下的经济发展学的怪论。这些怪论被事实无情地推翻了，使经济发展学的学者无地自容，但国内的人似乎还不明白，以为「大有名堂」的就是对的。最后一个困扰，就是在发展的问题上，很多经济学的理论是无关宏旨的。中国大陆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也就是产权的问题，其它的经济理论对大陆都不重要；那是说，无论在金融、市场、管制规例等问题上，大陆应重视的是这些问题对制度（产权制度）的影响或决定性。甚么宏观与微观之别，甚么生产函数，甚么数量经济，对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都无足轻重。这并非说这些问题不重要，或没有可观的科学成就。但因为它们与经济制度无关，对大陆就不重要了。政府在左抽右抽，削弱了人民的收入权利，是重要的制度问题－－远比抽税的「宏观论」重要；工作散漫，是制度问题－－睡午觉的工人的生产函数是莫名其妙的；生产因交易费用的增、减而减、增是制度问题，数量经济所能推断的是否准确，是次要的。（摘自张五常著《再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