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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资源型城市正在经历着痛苦的转型。”在日前结束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员肖金成、王青云共同调查发现,我国资源型城市共118座,总人口1.54亿人,其中市区非农业人口3400万人,职工12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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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学者对资源型城市的数量意见不一,但大家有这样的共识: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单一,矿产资源日渐枯竭,经济发展日益落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民生活和就业日益困难。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过去矿工收入位于各行业之首,现在,相当多的矿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肖金成分析说:“资源型城市对资源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资源型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推进经济结构转型。”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丁四保教授认为,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是一个坎儿。“政治体制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这个时候都显现出来,整个国家再不能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决问题。因此,城市经济转型,尤其是资源型城市转型被摆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目前,中国一批资源型城市已经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国务院确定的第一个转型试点城市辽宁省阜新,将转型目标锁定“现代农业”,已实践3年。同样因煤而兴的河南省焦作市,近年来实施三个战略转移,城市性质开始由原来的煤矿工业城市向综合性工业城市、旅游城市、山水园林城市转变,等等。
资源型城市转型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在西部一个资源枯竭城市,当听说有下岗职工用三轮车拉着妻子去歌厅上班时,中科院研究员沈镭被震撼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他不希望悲剧再上演。
“20多年前,作为山西省能源基地建设规划研究总顾问,我就曾提出山西经济发展要实施‘十字型发展战略’,但这一想法在当时不可能变成现实。山西省作为全国能源基地,首要的任务是保证全国经济翻两番,大量开采煤炭,输出煤炭,但本地的经济发展仍然落后。”
“我说的是山西的教训。过去片面要煤,我们是吃了苦头的。”往事重提,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反思说,对于科学发展观,以前人们的认识是不足的,认为矿业城市靠资源吃饭,天经地义,所以矿业城市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山西的教训不是孤立的。有知情者不久前告诉记者:“20年前,时任阜新市委书记的马波就曾提出阜新要实施‘战略转移’,可惜当时人们认识不一,否则,阜新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马波之所以有这样的动议,是因为原本各方面不及阜新的县级市朝阳市,1984年的工农业总产值首次超过阜新。马波呼吁辽宁省加大对阜新的投入,省政府承诺给予27亿元的资金支持,可到位的资金只有1/10。
“为此,1986年,马波给辽宁省委写了一封信,直称阜新当时的经济总量养活不了54万城市人口,城市存在吃水、排水、入学、行路四大难题。在信中,马波严肃地指出:‘我们的经验是建成了煤电之城,我们的教训是对资源型城市认识不足’。在信的结尾,马波注着‘立此存照,经历史检验’的字样。
“马波的信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但遭到了主要领导的批评,认为阜新‘自力更生精神不够’。马波的仕途因此受到影响。但事后人们认识到,马波的话是对的。”
国内外大量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事实证明,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结局截然不同。一类是“矿竭城衰”,一类是“矿竭城不衰”。云南省的东川,是世界“东川式”铜矿的代表地,1958年设立地级市,铜业的产值和税收曾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的2/3。可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铜资源的不断枯竭,东川矿务局下属的4个铜矿全部破产。1999年,原地级东川市降格为昆明市的一个县级区,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矿竭城衰”的城市。
“矿竭城不衰”的城市,大多是在城市经济有了一定规模和基础后,大力发展非资源型产业,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像德国的鲁尔和我国的焦作、唐山等。
据统计,我国20世纪中期建设的国有矿山,有2/3已进入“老年期”———440座矿山即将闭坑;390座矿城中有50座城市资源衰竭,300万下岗职工、1000万职工家属的生活受到影响。
徐寿波院士告诉记者:“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矿业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发展与转型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他希望所有处在转型期的资源型城市能抓住机遇,坚持科学发展观。
他说:“无论什么城市都有转型的问题,靠资源吃饭不长久,靠资金吃饭有风险,只有靠科学技术吃饭、靠人才吃饭才是最长久、最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