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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8日,CCER成立十周年的庆典,在9月16日到17日,CCER特举行“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来自国内国际的著名学者参加此次盛会,9月17日上午8:30,第二天的论坛准时开始,在半天的时间里,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将就“资本市场”、“农业、农村发展和城市化”、“人口和环境”等话题展开深度探讨,搜狐财经频道应邀做独家网络支持,全程图文直播。
主持人李玲:下面我们进行评论。第一位是彭希哲,他来自复旦大学。
彭希哲:刚才曾毅教授和Paul Schultz教授,给我们两个非常好的介绍。实际上他们都是从人口学的角度讲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会产生的影响。因为评论要对两个人评论,可能混在一起讲,尽可能简单一些。首先对Paul Schultz教授提到的储蓄倾向和年龄之间的安排,他给我们非常相近的介绍各种模式的优缺点,对未来研究方向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在中国来说,我自己觉得储蓄倾向更多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对养老金的制度安排,虽然作为人口学家更希望看到由于年龄结构对储蓄的影响。比如中国二元结构,城乡二元不同年龄的变化和生育的过程,对储蓄发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城市里面生育小、家庭小,造成储蓄倾向更多。但由于消费主义的上升,储蓄倾向不一定会继续的上升。但在中国农民方面,农民生育水平下降,长时间并没有带来经济上面的改善,我们虽然说少生快富,这更多是理念上,并没有成为现实。在中国的农村中间,农民生育水平下降,在很长时间并没有公平分享到由于生育水平下降而应该得到的社会发展的成果。现在有一些改变,政府正在给一些家庭给予必要的养老保障。在这些变化当中,在城市中间发展的很快,生育率下降也很快,老百姓的储蓄率必然有一个提高,但农村生育率下降,发展之后,就业率比较少,实现经济收入的条件更差,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储蓄率并没有相应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间,要研究中国的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储蓄率影响的话,城乡二元结构必须考虑进去。
我们现在是未富先老。实际上一定程度上透支了人口红利,我们现在有比较好的抚养系数,抚养的负担比较低,所以我们有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和更多的劳动力可以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有更快的经济发展好处,但实际上,我们对于红利的收购一个分配不公平,城市人得到更多的红利,农村人基本上没有得到。第二,得到应该有的这部分红利,但红利的使用非常低效率,我们造很多的房子然后炸掉,再造。这些并没有成为财富积累的源泉,而在很多过程中由于低效率的使用,并没有很好的使用。按照人口红利的理论,如果储蓄率提高,这部分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好处,转化为教育的投资,就会很好的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机会。中国教育始终GDP在2%左右。
我们在收获人口红利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应用人口红利,在20年之后,就不是人口红利的,而是人口负担。应该以积累应对负担,但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样将来会带来非常巨大的负面效应。这跟曾毅教授提到的问题一样,年轻人、小孩子生存的状况,会直接影响他的老年健康状况,在微观层面上是有个体得到,但实际上对宏观也是必然的结果。我们讲到未来有很多很多问题,主要是依靠健康老年化解决很多未来面临的问题。按照曾毅教授的说法,你对小孩子进行投入,不管在教育还是身体中间,都可能对他健康老龄化产生影响。在这个概念中间,对小孩子的投资,自己个体有好处,对整个国家应对未来老年化都有一个好处。我们实际上我们说的,怎么用好我们的人口红利,怎么使经济投入更加的有效,使我们的社会政策更加公平的分享到社会发展成果,分享到人口转变的成果,在这中间我也是同意前面几位发言人的说法,我们再教育上的投资是最重要的,在儿童上的投资肯定不是亏本的,肯定是对未来获得巨大收益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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