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不仅仅是由于投资体制的原因，也不仅仅是由于金融体制的原因，而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制度的综合性问题。鉴于中小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亟须通过政策集成推进制度建设，在较短时期内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一、淡化所有制强化所有权，理顺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

　　为了通过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应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依据，实事求是，重新审视一些关系重大的理论概念。所有制与所有权，就是亟待甄别、澄清的一组关系。

　　“所有制”概念所强调的是生产关系，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简单些概括，它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判断有没有剥削。

　　“所有权”概念所强调的是产权关系，也就是出资者对资本、对企业的占有关系。简单些概括，它是从法权的角度判断一笔资产到底是谁的。这个“谁”，或者是自然人，或者是法人，不能是虚拟人。

　　我们曾经长期先验地确信我们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举世皆无的最先进的生产关系，这一信念进而发展成为根深蒂固的“所有制情结”。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越来越加深了对于产权的认识，但是由于一直没有摆脱“所有制情结”，而是把所有制概念掺进所有权概念里，甚至以所有制的理念掩盖所有权的权属，结果是造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特色”问题。例如，对于什么是“国有”，“所有制派”一直解释为“国有就是全民所有”，而“所有权派”则解释为“国有就是政府所有”。从“产权清晰”的角度来考察，这两种观点不可兼容，并非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由于混淆了所有制与所有权，进而造成企业制度的混乱，中小企业也存在这一问题。

　　1、民营经济还是“个私经济”

　　1956年“三化一改”之后，民营经济几乎绝迹；“文革”中对“小生产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尾巴”的十年批判斗争，更使人们闻“私”而色变。文革结束，知青返城加上原本就十分棘手的城镇就业压力，一时成为绝大的社会问题。亏得有理论家从马恩著作中找到了根据：即使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只要雇工在八个人以下，就不算剥削。有了老祖宗的认可，才得以开出一条通路，1981年发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民营企业自此重登舞台。企业壮大之后雇工达到八个人以上怎么办？一是当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基层的民营企业可以戴上红帽子或不戴红帽子侧身其间；二是1988年经修宪后，发布了专门适用于雇工八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很明显，从个体户到私营企业，是受制于当时形势，遵从“所有制情结”而规定的企业制度；其区别主要在于“有无剥削”，其他方面就难以兼顾了，甚至不能复盖全部民营企业。如果三人合伙，雇工五人，算个体户还是算私营企业？法律专家也无法回答。更何况，现在通称的所谓“个私经济”，说透了其实是“无剥削和有剥削的民营经济”；在现行条件下，还有必要如此区分吗？

　　2、厘清企业制度

　　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是按照资本权属以及资本的组织形式来安排的，后者又称为“企业的组织形态”或“资产的所有权结构”。资本的组织形式是个很基本的问题，影响到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所有制情结”的干扰，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很晚，迟至 1994年才出台《公司法》，其后是《合伙企业法》（1997年），最后是《个人独资企业法》（2000年）。仅从与各国大相径庭的法律出台顺序也可以看出，制度建设有着鲜明的转轨特征。

　　出于经济转轨的需要而创立的一些过渡性的措施和用语，在转轨完成之后应该适时废止，否则将失去积极意义，只剩下负面作用。现在，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已具雏形，需要进一步淡化“所有制情结”，强化所有权概念，理顺企业的资本权属和资本的组织形式。为此应该推出如下的法规措施和政策措施。

　　——废除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法规，废除产权概念不清的“集体企业”提法。需要废除的法规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乡镇企业法》等。

　　——制定关于“合作制企业”的法规。这主要是为了纳入不按股份制而按合作契约运作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已有法规，内资尚无），以及不计资金股只计人头股的企业（有一些“集体企业”属于此类）。

　　——补充完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一些横跨两界的企业制度应该在某一界中找到归宿：例如“有限合伙制”对于创业投资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应该归入《合伙企业法》，或者以“两合公司” 形式归入《公司法》；再如国有中小企业改制中出现的“股份合作制”，应该归入“合作制企业”，或者归入《公司法》。

　　——规范企业分类。工商注册以及企业统计时，第一级的科目毫于例外应该是按资本的组织形式来划分，资本权属则列为二级科目，这样才能做到既不两可随意又不交叉重迭。现行的顶级分类有的出自“所有制情结”，有的出自产权组织形式，例如《中国统计年鉴》根据工商注册的划分，把内资工业企业分为八类：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其他。一家民营的有限责任公司到底注册为“私营企业”还是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恐怕全在工商局办事人员一念之间。至于说，要想根据这样的统计分类作一些国际对比，更是绝无可能。

　　此外，无论是在文件中还是在宣传上，都需要走出“现代企业制度”的误区。“现代企业制度”是经济学界为了推进国企改革改制而提炼的一个概括用语，专指适合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国际上没有这样一个称谓。但是多年以来影响所及，使得人们不管干什么行业，企业不管处于什么阶段，都以公司制为首选，似乎其他企业制度都是古代的，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商业，中小企业主要的产权组织形式都是独资与合伙。例如1977年美国的近1500万家企业中，1135万家是独资，115万家是合伙。著名的微软公司在1975年起家就是合伙制企业，比尔·盖茨占股60%，保罗·艾伦占股40%。

　　二、建立中小企业认定标准和各项统计

　　为了改善融资环境，加强中小企业服务，需要做的最基础的工作是建立中小企业认定标准和建立中小企业统计。认定标准回答“什么是中小企业”，各项统计回答“中小企业现状如何”。

　　《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已经制定，尚未公布。过去长时期没有中小企业认定标准，当然也就没有中小企业统计。《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工业统计只涵盖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约18万家企业（美国1977年全部企业近1500万家进入统计，台湾1998年全部中小企业104.5万家进入统计）。如果不能弥补这一统计空白，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分析工作无从谈起。

　　三、促进债务资金融通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债务资金融通，除了推进利率市场化以及继续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之外，应该采取如下政策措施。

　　——积极（像上海那样）建立个人信用征信系统，逐步增加个人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个人贷款不仅可以增进消费，而且可以增进投资。中小企业在创设之初选择独资、合伙等组织形态，对于债务资金的融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无限责任的企业制度使得资金和资产得以在个人、家庭、企业之间较便利地变换。可见，企业形态和金融手段是有匹配关系的；如果创业时就选择“现代企业制度”，说明创业者也不想以个人、家庭财产为了创业而冒险，那就更不必责怪银行为了规避风险，特别看重抵押、担保、有形净资产。

　　——完善信用合作制度，发展基层金融。以服务中小企业为宗旨而又能够纳入制度管理的金融机构，只可能是作为基层金融的信用合作社。完善信用合作制度的要点，一是明确信用社的定位，即根据自有、自营与自享原则，调节基层金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二是需要建立合作金库作为合作金融的中心机构，随时收受基层合作金融机构的过剩资金，并配合其资金需要，适时提供融资，而且受银监会委托办理基层合作金融机构的业务检查工作；三是既要避免被地方政府操纵，又要避免被民营资本寡头操纵，真正搞成合作制的金融。

　　——对民间借贷不禁止，不鼓励，由地方政府作出原则规范。无组织民间借贷的交易主体，主要包括个人、家庭、非金融机构之一般企业等，其交易型态有信用借贷、质押借贷、存放厂商（如员工存款）、民间互助会（标会）、台会等方式。民间借贷的兴衰与当地的信用基础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形成气候的，因此可以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加强监管。中央政府不必禁止（因为不可能禁绝），不必鼓励（利益和风险都在地方），充其量是像日本政府那样规定高利贷的利率上限。

　　四、促进权益资本融通

　　中小企业获取权益资本比获得债务资金阻碍更多，这是各国通例。我国的体制一来长期未能规范资本的公募和私募，只是一味批判“非法集资”，二来出于“所有制情结”，把一些基础的经济制度都扭曲转化为“国企脱困”的通道，所以中小企业的权益资本融通就更困难一些。

　　市场经济体制下，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私募或公募股本（包括公开发行）、股票公开交易（挂牌上市），是三件不同的事情，有前后顺序但未必亦步亦趋。以比利时为例，凡股份制企业都发行股票，但是股票上市的公司仅157家，不到股份公司总数的千分之一。而在我们的体制之下，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连等式：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 公开发行股票 = 股票挂牌上市

　　不妨做一下海峡两岸对比。首先，在台湾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实收资本额，就汽车业以外的制造业而言只要新台币100万元（相当于人民币25万元），远低于中小企业认定标准的8000万元最高实收资本额。截止2002年7月底，台湾计有股份有限公司15.9万家。而大陆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门槛是人民币1000万元，基本上排除了所有中小企业，工业领域的股份有限公司仅5700家。

　　其次，台湾的股票发行可能是私募也可能是公募，前者面向特定人，后者面向非特定人公开招募。股份有限公司若要公开发行股票，须向“证管会”申请，核准并不难，关键是后续动作不可违法。凡股份有限公司均可申请公开发行，也就是说公开发行无下限门槛（但是有上限强制，强制公开发行的设限是实收资本达到5亿元新台币）。目前，台湾公开发行的公司约1600家，仅占股份有限公司的1%。在大陆，只在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可以“发起设立”即私募，但是设立就是为了公开发行，而公开发行就是上市，只差在证监会这一道手续。

　　再次，台湾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有的上市上柜，也有的没有上市上柜。也就是说，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没有必然的联系。在1996年的1571家公开发行公司中，上市382家，上柜91家，合占 30.1%；申报辅导上市320家，申报辅导上柜226家，合占34.8%；未申请上市上柜的552家，占 35.1%。而在大陆，当然还是上述连等式起作用。

　　最后，台湾的股票市场分为4个层次，其中在证券交易所和证券柜台买卖中心流通的是大公司公开交易的股票，而在第三层次的兴柜市场和第四层次的盘商市场，流通的是中小企业和未上市柜的股票。大陆的深沪二市则只有唯一的、最高层的交易层次。

　　由于存在这些差别，在台湾设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可以作为中小企业权益资本融通的重要手段，而在大陆，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无缘。也正因为如此，在大陆除了有股票交易市场，还不得不发展出一个“产权交易市场”的概念。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权益资本融通，同时也为了完善权益资本市场，必须切断“设立股份公司 = 公开发行股票 = 股票挂牌上市”这一连等式，形成如下政策集成（有些涉及法律修订）。

　　——调低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例如，可以从1000万元调至200万元（仍为台湾的8倍）。同时，公司设立不必经任何机构审批，只需工商注册即可。股份公司只是若干资本组织形式之一，不是股票上市交易的代名词。

　　——规范建立实业资本的私募和公募制度。凡股份公司都可以发行股票，其中面向特定出资人的私下募集无需审批，面向非特定人的公开招募需向证监会申请；但是，公募发行与公开交易仍然是两回事，申请标准和程序是有很大差别的。现在，公募及私募的基金已大量存在，其主要功能几乎都是炒股，实业投资反倒难于筹资，这绝对不是好现象。

　　——规范建立非上市股票股权的交易制度和交易市场。非上市的股票、股权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而未上市的股票以及私募发行的股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证、其他有限责任形式的股权证明等。出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分散并降低风险、减少投机性增强投资性等考虑，近期内这一交易市场的基本特征应该是分散的区域性市场，采取集中报价、分散交易的做市商制度，由地方政府加强监管。上海市极为出色的两个产权交易市场、许多城市正在兴起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都需要在宏观政策的规范和指导之下，获得更健康更快速的发展。

　　——取消股东权益转增资本金时征缴个人所得税的法外征税制度。中小企业获利能力一般不如大企业，因此公积或盈余累积较少，这也是它们难于融资的原因之一。本来，股东们不分红而转增资本金，是可以缓解这一困难的，但是根据工商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中个人股名下的未分配利润若要转增资本金，必须先缴纳个人所得税，否则不能办理变更注册的手续。这一规定的不合理之处在于法外征税。因为股东权益转为企业留存收益，既不是分红，也不属于资本交易增值，根本不在个人所得税应税范围之内。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金分为两步走：第一步，经股东大会决议，把股东权益转为企业留存收益（资本公积金），也就是把股东的支配权变为公司的支配权。第二步，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把资本公积金转为资本金，变更工商注册。整个过程都是账面处理，不涉及任何税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