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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认为，在中国身为知识分子，决不能离开“社会责任”4个字。1987年，林从芝加哥大学诺奖经济学家舒尔茨门下学成回国，成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那时候，拿到美国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很少，回国的则少之又少。林毅夫怀着和他25年前从台湾泅渡到大陆一样的信念——“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要对中国做贡献，就要到内地来”——回到中国，立志研究真实世界里的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以助于中国的进步和未来。
林毅夫把自己归入鸦片战争后的第六代知识分子，继承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家国胸怀，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研究方法，“研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创造出的改革奇迹，将它提升为理论进而对世界的发展进行指导”。于是，这样的林毅夫，无论身份是在江湖之远的学者，还是在庙堂之高的策士，都洋溢着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
9月1日深夜10时，在北大幽静的朗润园，林毅夫为《商务周刊》讲述了CCER这个经济学家群体的中国责任。
CCER与它的学术道德
《商务周刊》：首先祝贺中心成立10周年，我们对中心10年来的努力感到钦佩。当年您和海闻、易纲、张维迎创办中心，做清苦的学术，而且还要自己筹资生存，为什么要这样做？1994年以来的10年，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转型最激烈的时期。这样一个巨变时期，中心作为一个主流经济学术和教育机构，怎样实现了自己的转变和认同？
林毅夫：当时我们看到，一方面国内有这个需要，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中心成立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往前走的话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感觉到我们在经济学教育研究上面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改革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国内的改革开放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状况，不能用现成的理论就能够解释清楚，所以需要有一批人在国内，针对国内新出现的现象进行理论的研究，不仅对理论的发展做贡献，也会对政策起到促进，为进一步的改革做贡献。基于这种想法我们组建了中心。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新单位、新机构、新机制，不管是北大内部还是社会上，都是半信半疑。在北大新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当时有很多人怀疑到底这样一个中心能不能长期做下去？中心这些老师在国外受训练的教育背景，在国内到底能不能从事教育、理论研究，政策研究上面适合国内的需要，能不能够被社会认同？
最后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的确不容易。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从国外从国内，对经济学的教育、对经济学的研究需求非常大。同时因为中国发展得这么好，就比较容易聚集一批在海外学成愿意回来工作的人，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这个时代给予这个机会，应该可以讲，我们这几代人遇到了中国两百年来最好的一段时期。我们要感谢这10年来中心的老师的努力，坚持了我们的价值方向。至于转变，我们更认为是一种成熟和丰富的过程。大的方面，我们依然坚持在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繁荣；小的方面，我们一直是不断地丰富我们学术和教育的内容，让中心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我们的社会作用。
赢利的想法真的没有。这和清苦或者生存没有关系，在这个社会，中心作为学术和教育机构，追求的社会价值中没有赢利这个内容。
《商务周刊》：市场经济是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经济，经济学家如何在复杂的利益现实中把握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
林毅夫：应该说有三方面的利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作为经济学家，我觉得这三方面的利益基本上都能结合。在经济学领域，不管是教育、科研，还是政策研究，其需求都还是挺大的。所以，对经济学家来讲，一个人最大的满足，不见得只是收获，还有从自己工作中得到的内心满足，和对社会的贡献所实现的个人成就感。我们个人的研究所得，不管教学还是研究，能够被社会接受，很大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努力的方向跟社会发展的方向、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
《商务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对于一些涉及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您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
林毅夫：经济学家应该有人文关怀的意识。经济学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提出的解决方式可能会跟其他学科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对社会的关心，希望社会进步，这一点我想经济学家和其他任何学科的学者是一样的。
但是怎么样对社会进步会有最大的推动力？可能每个人的角度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比较重视收入分配，但是作为经济学者的话，解决收入分配并不是惟一的目标。社会进步跟收入分配之间，从我的角度来看，只要政策发展的方向是对的话，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可以同时解决增长跟分配的关系，并不能为了分配而分配。
因此，并不是说经济学家不需要关心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但是经济学家经常可以对这个问题产生的背后原因做更深入的分析，然后提出的政策可以几个方面都兼顾得到。
《商务周刊》：一个经济学者是不是必须避免“政府经济学家”的角色？这有没有原则底线？
林毅夫：经济学家研究的目标是什么？我想目标还是整个社会的进步，还是中国的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整个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经济学家考虑问题时的最主要目标。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农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金融发展、金融改革问题，要研究的问题当然很多了，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整个社会的进步，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这应该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是经济学者社会作用的最终归宿。无论经济学者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应该是一个底线。
理论来自于对现象的观察和总结。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方面可以对理论的发展做贡献，同时也可以对当前的政策有发言权，我个人觉得这两方面基本是统一的。这几年我写的东西挺多的，不管是农业、金融、国企、外贸、收入分配、城市发展，应该讲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牵涉到了。基本上我写的文章都可以在国外的理论性的杂志发表，因为我研究的是现实的问题，当然对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一定的发言权。
这不是非此即彼的事。实际上，只要研究的是政策的现象，了解现象背后的真正逻辑是什么，它的因、它的果，就可以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如果要改进它的话，应该从哪边着手，如果要避免它的话，也应该从哪边着手等等。这些政策问题不仅研究它们的经济学家有能力发言，事实上，也有责任发言。这就是中国多少代知识分子“经世济用”的理想。
与中国改革共命运
《商务周刊》：您说到了“经世济用”，事实上中心发展的这10年也是与中国改革共命运的10年，是中国改革越来越艰苦、越来越复杂的10年。改革攻坚的核心主要是围绕着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但直至今天仍然难尽人意，您是如何判断和解释这个问题的？
林毅夫：在改革之初，国有企业的生产建设投资几乎都是通过中央的财政拨款解决的，这使得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已经不堪重负。随着银行体系的逐渐恢复，中央政府在减轻财政负担、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动机下，实行了“拨改贷”的改革，也就是说，企业生产投资必须通过银行贷款解决，中央财政不再向企业拨款。
然而，银行系统贷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很多都成了呆坏账，国有企业拖欠还贷的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出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政策性支持的需要，银行在政府的影响下，会继续向那些企业发放贷款。这样日积月累，便形成了银行系统今天巨额的不良资产。所以，向国有企业发放的政策性贷款导致了银行系统的巨额不良贷款和银行改革的滞后。
而这一切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从50年代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重工业的特征同中国经济资本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要素禀赋结构相矛盾，所以处于这些产业的国有企业是缺乏“自生能力”的。政府为了扶持这些承担着政府的“战略任务”的企业，必然要对金融体系进行干预：首先就是降低资金的成本，比如压低银行贷款利率，高估本币等等，并使金融资源向这些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倾斜；其次就是垄断金融资源，这样就会出现很多国有金融机构，并且金融体系的资源大都为少数的几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所占据。而且为了严格地控制全社会的金融资源，政府对银行业实行严格的限制进入政策。
甚至利率也是这个原因。中国是一个资本非常稀缺的国家，所以资金的价格——利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政府为了贯彻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了扶持那些承担着战略性或社会性任务的国有企业的发展，人为的将存贷款利率定得很低。所以，这种利率很低的贷款实际上就是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当然，中小企业及非国有企业是很少能够得到这些贷款的。
因此，金融改革实际上也根源于国有企业问题。同国有企业一样，中国的金融机构也承担着“政策性负担”，那就是向国有企业提供廉价资金，为国企改革服务。比如，中国的银行体系很长时间都扮演着第二财政的角色，承担着向国有企业提供政策贷款的任务，而政府建立股票市场的初衷也是为国企改革服务。金融体系的很多问题，比如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高度集中的金融结构，扭曲的股票市场等等，都根源于金融体系承担着本不应承担的政策性负担。而且，同国有企业的情况一样，这些政策性负担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业绩和资产质量，也会带来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不能够根除国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政策性负担，那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金融体系内生的体制性问题。
《商务周刊》：这10年同样发生了两次宏观调控，尤其是这一次通过强制性控制信贷对宏观经济进行“刹车”，您认为这是否与市场经济原则违背？
林毅夫：我想说，我们确实不应该由政府决定哪个项目搞不搞，哪个行业搞不搞。但是，尤其在金融行业上，管制还是需要的。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大家也知道，华尔街也是全世界监管最严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行业自律和政府的监管机构在不断的监管。
同样是泡沫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香港就没有变成金融危机，为什么在其他地方则演变为银行和货币危机，银行纷纷倒闭，最后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求助？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香港在房地产贷款的政策上有很多管制，比如银行里有多少钱可以贷给房地产发展商，有多少钱可以作为业主的抵押贷款，业主在抵押贷款中，可以借多少钱等等。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即使是用宏观政策来调整，对每一个行业的特性，应该有针对这个行业的管理政策。在将来的政策下，哪些企业要作房地产开发商，哪个消费者要贷款，他可以自己决定，但是并不是完全放开不管银行的贷款的比率和流向，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比较稳定、有效率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大起大落的市场经济。
对政府的不当干预要限制，但是有些地方，政府还是要干预的。在市场经济当中，政府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管，有些外部性的、环境的问题，还是需要政府的。
走向未来的中国
《商务周刊》：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提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未来变革的制度创新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这个制度创新怎样理解？
林毅夫：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些企业，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即使是在政府之外，也想透过政府的力量，完成理想的创新。但是，通过我自己对历史的研究，对经济学的研究，我认为只有在诱致性创新的基础上的创新才是合理的，如果站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上认为这个创新是需要的，而且已经在推动了，政府再顺水推舟，用行政的力量把这个创新制度化下来，这样的创新是最有效的。
《商务周刊》：是不是宪政是保证诱致性创新的最好的制度？
林毅夫：这看你怎么定义宪政，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宪政不是宪法。也可能一个宪法是鼓励大家改进的，但是这个宪法是不是改变社会的共识、大家的准则？我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们知道制度的层面包括文化、宪政等等，应该都是属于上层建筑，如果上层建筑脱节于经济基础，确实会妨碍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是也没有说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是最好的上层建筑。这方面，我们应该从互动的角度看。国内有人说我们现在的问题都是出自于宪政体制的问题，什么是宪政，定义不清楚。宪政不等于是宪法改革，宪法改革不等于是宪政体制的真正落实。我们首先看清现在制约着我们去利用、去挖掘限制我们经济发展的约束在什么地方，然后来解除它。现在，一步一步来发展是最好的。
中国有一定的发展的潜力，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去克服，比如政府职能改革，法律制度的完善，公民财产制度的完善等，都是我们要去做的。在挖掘我们增长潜力上，有一个比较大的障碍，我个人认为是在发展战略认识上的障碍。如果你要建立一批看起来很先进、但是不符合你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政府要推动这些企业建设的话，就只能靠扭曲各种价格、干预市场的作用来保护它的发展。我们改革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没有得到政府的补贴，事实上这些合乎我们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发展。但是政府基本上还是在保护传统的、没有自生能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我们没有办法很快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系，跟这个是有关的。当然我也认为，不见得让这些国有企业全部垮掉，事实上这样会造成社会的振荡，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会不稳定，所以我认为逐步的过渡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的战略思想不改变过来，那些陈旧的国有企业你老要去保护他，总是有理由，那么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永远不可能完成。而且还可能创造出一些需要政府扶持才能存在的国营甚至私营企业，我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永远不可能完成。
对宪政的理解，大家也知道，诺斯作了很多的研究，美国的宪法是限制美国政府的权力，但是拉丁美洲的宪法和美国的宪法完全一样，对政府的权力就没有办法限制。所以我讲，所谓的宪政改革是什么，要通过一部宪法是相当的容易，但是政府的权力是不是被真正的限制住，有很多的因素。包括这个社会里是不是有足够多的人属于中产阶级，如果政府的行为不符合宪政精神、不符合宪法，他就不理政府，甚至可以反对政府。
另外文化也有关系，比如在美国，总统下来任何权力都没有。但在东方社会，甚至是日本，所谓的元老社会是什么？我们知道，日本并不是真正的符合西方精神的，因为真正决定首相的人选的并不是宪法，而是元老。照理说，它的宪法是美国制定的，但是也不符合真正的美国宪法。这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必须在诱致性的基础上，诱致性的变迁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如果没有诱致性变迁的基础，即使是强加上一个模式，也不可能起真正的作用，而且还有可能被其他的利益集团利用，来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非常危险的。
《商务周刊》：未来10年对CCER和中国都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主要在于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您怎样展望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林毅夫：我觉得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从外部局势来讲，可能会有不利的地方，也会有有利的地方。不利的地方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最近，不少人在讨论，20世纪和19世纪之交是美国的崛起，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是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个相似的地方。但是，中国的崛起要克服的困难比美国要难得多。比如当1870年美国崛起的时候，美国的平均收入是英国的75%，而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3%。
第二，从总量上看，美国要崛起的时候，美国的GDP其实已经超过了英国，所以在18世纪末，美国已经是一个霸权国家。1853年，美国的舰队已经敲开了日本的大门。但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8。
第三，当时英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强国，所以这种替换对英国自身的冲击不会太大。而且，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传统是一样的，所以英国人不会把美国的崛起看成是对它的威胁。
但是，我们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的人均收入比美国低得多，而且现在是美国惟一超强，我们的文化、制度也和美国不一样，所以，中国要是崛起的话，美国心理的不平衡是最大的。所以，中国怎么处理好对美关系，也是我们将来要处理的一个最大的课题。从内部完成改革，从外部要争取处理好对美关系，这是我们真正要致力的地方。
我们要谨记，我们是增量的强国，比如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大约可以维持8%-10%之间。而我们的存量是一个大国，我们按照排名是世界第6，但是我们人均量是比较低的，如果要真正的现代化，必须是人均量达到现代化。所以我们不能有太高的民族主义，不能认为我们已经崛起了，我们要摆一个比较低的姿态。第二，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多争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多让他们知道，中国快速的崛起是中国人的机会，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同机会。这里包括我们的贸易的自由化，在WTO的框架下，进行经济制度改革，让中国透明化，让大家增强对我们的了解，这是更重要的。CCER会为此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