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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发达国家的人们开始对中国、印度及其他拥有廉价劳力大军的新兴国家极度担心。他们担心自己的饭碗和子女的未来，他们必须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展开竞争。这些担心正考验着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们。
新闻报道是这种日益强烈的担忧的一个指标。我在Lexis-Nexis数据库里搜索了全世界英文报纸中关于“外包”、“工作”和“印度”三个关键词的新闻报道。在1999年，Lexis-Nexis只收录了39篇报道；到2003年则有749篇报道。而在2004年的前6个月就已经有1208篇相关报道。当我用“外包”、“工作”和“中国”三个关键词搜索时，结果也是大同小异。
在我用法、德、意和西班牙文搜索时，发现这三个关键词连用的频率也有相似的增长：90%的报道出现在2003和2004年。
为什么这种关注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呢？毕竟，制造性的工作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已经持续了50多年了。
一个原因是新的信息技术，特别是移动电话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和使用让世界变小，并使来自海外的竞争成为可能。实际上，新技术很可能就是全球化急速行进的最重要原因，移动电话和因特网将不同国家人们的思想便利而有效地连接起来，从而促进了知识产品的贸易。
同时，新的信息技术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向印度和中国转移的工作都是高质量的、由受过良好教育和技术熟练的人从事的工作。在过去的50年里，发达国家的人们日益重视通过大学教育和特别训练来确保自己不被残酷的劳力市场淘汰，而现在，第一世界的人们甚至不能确定这样做能否继续保障他们的经济地位。
对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的恐惧，也是2000年资产投机泡沫破裂的自然结果。一些国家的股市市值跌到不及顶峰时期的一半，一旦我们发现对投资回报过高的期望不能实现时，就开始考虑其他收入和财富的来源。但此时所要面对的却是始于2001年的世界性经济增速放缓。高涨的经济焦虑自然引发了对外国竞争的日渐强烈的不安。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美国的4个城市对最近购房的人们进行了调查。我在问卷中问道：“有鉴于经济变化（诸如中国的某人和你竞争同一份工作，电脑取代了你的工作等）可能带来的风险，你对你或你的家庭在未来赚取同样收入的能力感到担心吗？”在442名受访者中，11%的人回答“是，我非常担心”，36%的人回答“是，我有点担心”，而有55%的人回答“不，我毫不担心”。因此，虽然多数人表示不担心，但也有近半数的人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担忧。
我还询问了新近的购房者是否同意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扬是因为人们担心失去工作这一理论——毕竟，担心失去工作的人可能会通过投资不动产，来寻求更大的经济保障，从而带动房地产价格上涨。我的调查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理论，虽然81%的受访者表示，失去工作的担忧并没有影响他们的购房决定，但在给予肯定回答的人中，认为这种担心鼓励人们购房的人数比持相反意见的人数多出一倍。
对外国竞争日益增长的恐惧在未来能够解释许多事情。人们曾一度认为自己不会受到发生在外国的经济问题影响，而实际情况早已不再如此。对来自国外的竞争的恐惧现在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它还将会改变全世界发达国家和相对发达的新兴国家的政治进程。它也能解释保护主义的抬头和世贸组织去年9月旨在改善新兴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的坎昆谈判无果而终的原因。
作为一名教授，我发现我的学生时常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语气向我寻求个人事业方面的建议。我所听到的是他们对自己能否在职业方面表现出色缺乏根本的信心。他们想要明白，如何才能与受过同等甚至更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竞争。尽管有美国优越感的虚张声势，这些学生自身似乎并没有什么优越感，他们反倒在琢磨自己是否会在未来日子里过一种第三世界国家似的生活。
这种对新兴国家的“突然恐惧”，代表着一种巨大的困境。这种恐惧是真实而内在的，忽视它的政治家们将前途堪忧。这种恐惧的继续增长可能会导致保护主义的反作用。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新兴国家所做的仅仅是努力发展，因而无可厚非，它们的成功在道德和实践上都是极为重要的。（翻译/吴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