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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珠三角区域合作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重大问题
郑天详：请第四节的四位嘉宾上台来。各位我们第四节是讨论“大珠三角区域过程中将会遇到重大问题”。
首先非常感谢大会安排我作这个小组的主持人，我是中山大学的，现在叫做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我原来的港澳所的，同珠三角这两个合并后，所以叫“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他是国家教委重点研究基地，是全国100个基地之一。唯一的研究港澳同珠三角合起来的名称。原来我主编与《珠三角经济》以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合办的《珠三角现代产业》，这两个杂志的主编我都退出来了，只能是前任主编。
下来就我们这个四位嘉宾：第一位是石小敏先生，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经济师秘书长，曾经在经济日报理论部国家体改委工作、任处长和副处长，因此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有非常深的造诣。等一会听他精彩的发言；第二位是许明达先生现在任深圳市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多年从事区域性的研究，特别是产业结构、产业升级、产业政策的研究。特别是为地方政府提供许多咨询报告和科学的科学报道，下面第三位是袁易明先生，他是深圳大学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对珠三角有许多研究成果，多次组织深圳市重大软科学的项目，第四位是袁义才先生，他是经济学的博士，深圳市社科院的副研究员。对珠三角和深港合作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下面就请石先生。
石小敏：很高兴有一个机会再次来到综合开发研究院来讨论“大珠三角的合作”问题。这个题目，已经讨论了几年了。有点老声长谈了。但这个题目在不断地深入，下午有很多的嘉宾的研究很有启发性引出很多的思考，但是我看到，明天要讨论的一个中英香港规划部的宋先生的论文《深化深港合作、引领泛珠三角》。我对这个论文的内容非常的赞同。所以我就谈一点感想。
我感到这个合作谈了这几年，我记得数年前，开发院就应深圳市政府的委托做了深港合作的研究，后来深港一体化合作的研究，慢慢演化为“大珠三角”的讨论，后来又扩展到“泛珠三角”的讨论，现在的讨论把“泛珠三角跟东盟联系起来了，范围越来越大。好像牵扯的范围越来越大。但是我感觉为什么这样，说明社会的需求，许多志士仁人，不管是企业界还是学界、还是政府，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认识越来越一致了，这种需求这种强烈的一种感觉，越来越一致了。但是，这个一致现在很难把它深入，很难把它真正的提高，所以他向光的发展在走，悦讨论越广，不能往高走。像我们整个珠三角的提升，这个提升现在遇到很大的问题，香港说，这个服务业怎么为内地服务怎么为珠三角全国服务，这个提升，上海一样长三角，上海的结果也上不去。上海的制造业，造船、汽车化工弄得周边两个省浙江和江苏很有意见。连北京也在抢。如汽车，什么现代汽车，本来汽车在天津有基础，现在北京也在上汽车，结果都上不了结构。就上不去是体制的问题，上结构恰恰在国内破除经济领域若干的垄断的领域，把它变成竞争和开放，比如金融资本市场银行和货币，大的服务业向教育文化，传媒更广泛的是法律，这几块上不去，他上大服务业那个支撑性这种服务业上就要上不去。很难把这个问题做深，比如说高的楼他的基地就越深，现在是挖不深就起不高。它这个辐射力就走不了。现在感觉是这样，所以我感觉现在可能慢慢要收缩回来，有就非常赞成宋先生这篇文章，广泛是东盟还是泛珠三角广泛是大珠三角，说实话这些讨论都很意义，真正要推进的话可能深港的合作加快，加深深港的合作可能是必由之路。我们想想二十几年前，但是说在邓小平在小渔村这边画个圈就成为了特区—深圳，后来邓小平同志南巡，又把深圳往前推了一把，当时设深圳为中国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是个中华牌。所谓对深圳有点意义，开放浦东的时候，希望浦东打中华牌，实际上二十几年深圳发展起来，是在整个改革开放中是中华牌。是中央的牌。它在起那么大的作用。
可是近十年来这个开放实验子作用逐渐在萎缩，现在也发展起来了，深圳的生活变得很好，当前这种创业的激情、那种“拓荒牛”的激情也在淡化。深圳也在讨论深圳的出路，深圳现在的作用到底怎么估计，中央老是讲“要更上一层楼”，再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要上什么楼，就大陆国内来讲，深圳必须在体制创新上在引领新潮，在政府现代化政府治理结构、政府的法制化上，要再往前走一步。实际上港深合作上，深圳啊的整个市场经济，这个除了政治以外，社会管理的这些民事经济的法律体系跟这个香港全面接轨的问题，没有这个做基础，港深在服务业香港的优势大的服务业引进来，特别是如果没有资金、资本、货币为大珠三角服务。为国内服务就很难，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苗头啊。就是深圳的李市长去到香港签了一个备忘录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开始往前推了，这个已经开始超越CEPA了。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珠三角方方面面的有识之士，包括企业界、学界把要达成共识变成一种要求。把它集中在一点上，深圳率先能够跟香港在市场法律体系上面全面接轨。这一点很重要，在争取一个中央牌，争取率先进行这种实验。一种体制的创新的权利争取中央的支持，有更大的创新空间。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深圳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优势，有很多的积累的经验。
现在在北京讨论中现在改革的中心已经转到政府政策的转移上来了。我们的年会上在写十一五规划建议的时候，认为这个改革的中心在政府自身的现代化转型上。这也需要试验，谁先引领这种实验、总结经验呢？我觉得深圳是有条件的。而恰恰把这种试验跟下一步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有战略至高点的意义上，抓住发展机遇、深港一体化的合作进行全面的合作。把这种转型这种创新跟发展结合起来，这是很大的机遇。我的感觉，这一节的题目，就可能遇到的问题。本来我想法也可能放在第六节里面“深港合作的地位和作用”里面讲，可能遇到的问题最重大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就是整个珠三角，不能够有这个真正飞跃性的突破，很大程度是港深合作能不能真正提升？而港深合作能真正提升它一定要获得中央的最高决策大的支持。这个合作在中国下一步改革创新中间把它放在真正的战略性位置上来思考。可是现在中国的改革不是八十年代自上而下为主了的。中国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变成中国的总体转型，中国的社会经济越来越也不可分，民营促进国营，经济拉动政治、实践推动理论政策、但是中央的实施有的时候是稍微被动，有的时候是积极地回应。在这种情况下获得领先试验权和创作权，这个需要主动争取。需要大珠三角各个方面你逐渐形成之后，有一个主动争取的过程。
北京在中观村这个牌上，这是个中央品牌北京就拿到了，北京有两张牌：一个是中关村、一个是奥运会。现在下一阶段中深圳能不能争取到这样，争取到这个才上了制高点。深圳不是广东的窗口，而是中国的窗口，而深港一体化是中国的战略至高，但香港和深圳的合作目前看潜能更大。所以我的感觉，这可能最重大问题。邓小平我们纪念他，他的决策、他的眼光穿透、在二十年之后证明是正确的。一个执政党执政能力很大程度来自他的方向和战略性的选择上，现在，正好四中全会刚开完，我们相信这一次开完会是应该有很大程度提高，这个提高中有一个战略性的选择，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能不能争取把“深港一体化”这个合作作为中央的战略之一。这要靠珠三角方方面面的人来共同争取啊。谢谢大家间！
郑天详：非常感谢石先生，他对这个来自北京首都的声音。他对于现在大珠三角、泛珠三角，一直扩大到同东盟的合作这个提出来“广而不深”，以及如何香港的服务业同珠三角制造业这个提出来。如何结合如何服务这个问题，也提得很好。另外就是说把深港合作发表很热情、很重要。也就是说，从制度创新基础创新政府管理法律体系这一方面怎么样来扩大到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到全国提到这样一个领导的作用。这个是一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把明天本来要讨论的问题，也提到现在来讲了。出反映他在体改委里面能够把第一手的情况介绍给大家，非常感谢他会议上做的演讲！
好下来请第二位许明达先生
许明达：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会议，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感到享受了一次“知识大餐”，上午听了丁四保教授的介绍，我感到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报告，我们以往的研究是从一般的经济方面研究珠三角的问题，这个报告是从另一个角度，以一个新的视觉来看的。同时，我又认为这个研究是一个对过去研究的总结，也是今后研究的“开端”。那么，我说是“开端”是我们这个会议这次组成者专门设计的一个主题，就是因此我们珠三角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我觉得这么一个主题是一个非常有胆识和有远见的设计。
我想，他可大家都在内心里，感到我们珠三角的合作中有一些问题。当然，需要先开了一个头，我非常同意，可能珠三角的合作本身有问题，是珠三角合作实施中遇到了一些障碍，这些障碍之间没有解决。那么据我所知，珠三角经济的概念的提出到今天，已经有了起码十年的历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应该说这个进展不快。这个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就谈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珠三角经济的协调机制的问题，这个协调机制能不能形成？那么刚才石小敏名先生的也谈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内地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几乎已经成为内地学者的一个共识。那么这两个改革之间的反差，带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向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型，而且公开宣称：“自己要经营城市”，把一个管理政府变成一个经营政府。这个概念的提出，反映的政府自觉地把政府变得公式化，由于这个转型没有完成，这一方面实际经济体制出现了，但是另一方面行政体系没有跟上，形成了一个反差。这有个错误问题，就是每个政府在经营它的经济的时候，必然要把GDP的增长作为一个主张，这就造成了一个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这个利益冲突的存在，那么整个地域间的整合就很难形成。没有分工，就没有合作，大家都搞一样的东西，你合作什么？只是竞争就没有合作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存在一个什么问题，是我们政府在提出珠三角经济的合作问题，是我们政府实际上就成为“干扰”这个合作的因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西方的所谓“区域经济理论”，拿到中国来都起一个干扰的作用。因为有这个东西在这些“干扰”。就这个问题，有学者反复向中央提出这个观点，但是，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会很慢的。或者是在今年之内，我们很难见到效果，这是我们珠三角合作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珠三角经济的支撑点，辐射源到底在哪里？我想知道，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长三角的区域合作的效果要高于珠三角近来合作的效果，没有上海就没有常州、没有无锡等等，可以这样说，完全是在上海的牵动下，形成了一个城市群。如果我们拿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来做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上海是长三角大家公认的一个“龙头”，而珠三角恰恰缺少一个上海，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广州，广州应该说他们是一个从行政地位上说，应该是我们这个经济的龙头。但是大家都知道，广州的经济总量太小。上午林教授讲到纽约的经济等等，人际的中心城市对中国的辐射作用的影响力，我们广州不说别的，跟上海比相差很远，它不注意对周围城市生活一种带动效应，第二就是香港的经济总量当然很大。但是香港有两个弱点，一个是香港从来没有综合性的家电工业，没有这样的工业，就无法通过产业链条去整合社会的产业，因此它的作用是受到产业的局限，我们深圳在这个方面深有感触。80年代，它由于地价上升，它的产业必须淘汰，他必须搬到珠三角，深圳在我们原始积累的时间形成了工业化。但是，香港没有时间去实现产业的提升，因此，我们无法指望他，他给我们带来新的提升因素，而他庞大的服务业，本来可以对深圳产生影响，但是大家知道，由于香港和我们属于两个“关税区”它的辐射作用就会受到影响，永远无法和上海，对中国的辐射作用那么积极。当然通过“CEPA”的实施，这个情况会有所改变。但是，能够上升到多大？我们现在还需要观察，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我想在珠三角经济的整合中，对香港的期望，在最近几年来也不能过大。那么，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又是深圳，我们（深圳）知道自己的“深浅”，我们根本无法充当整个珠三角经济的一个“龙头”、辐射源的作用，不要说我们经济总量不够，大家说，深圳的产业结构完全是一种非自我的经验，我们是依靠外地、资金、外地的劳动力和深圳土地上形成的一个产业结构。完全是靠人家的力量，我们在国际上的实际上是处于末端地位。是一种大脑和手、脚之间的被动分工，尽管我们后来提出了高科技发展产业。我们的资金积累，不可能发展资金密度和技术密集度，三高的产业，我们只能发展一些表现在技术密度实质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的科技只能是靠科技边缘上的小打小闹。再加上香港的产业结构，本来是日本的原料、美国的市场这个的情况。他本身的内地的产业观念是很差的，这个模式整个搬到深圳来，也是这样的情况。内地的产业结构是自己帮自己。这样的产业结构显然无法作为发展的“龙头”。面对这种情况，怎么样珠三角没有辐射源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将来唯一的选择，是用次重量级的城市来充当这个辐射源，这次可能深圳被迫去充当这样的角色，因为深圳毕竟是有点条件。我们的运输密集度和贸易密集度，还是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通过提升深圳的产业结构，使我们处于一个高端地位，把深圳产业结构集制造业和开发也为一体的。产业结构。总之，这两个问题，今后几年都会存在。
郑天详：刚才他（许明达）讲了这个协调机制能不能形成，比如说从单一的香港、广州、深圳都有它的缺陷作为珠三角的辐射源，我觉得正好说明，不要有龙头之争，虽然说香港是龙头，但是香港的龙头也不够完整的，再加上“一国两制”都有它的限制性，还是从城市群这个角度怎么样去整合，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假如把城市群，三大研究中心，广州、深圳、香港，靠我们这么多人的智慧，是客观实现的。在实际操作中，确实也有它的存在的不足的地方，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我个人看法，还是把这个城市群里面这三个中心，怎么样来整合成整个的辐射源。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重点研究的。但是许明达先生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很好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珠三角要发展，要下一步再次提高是很困难的。谢谢许先生！下袁易明有请先生！
各位好，我首先感谢主板单位给我这样一次机会，我今天讲的题目想介绍《深圳市场的产业发展的结构调整》，可能给大会的主题有一点不协调，因为我们这个板块是问题，当然我这儿想介绍，根据我一年来做的研究课题，报告一下我们的结论，我想说的话，在珠江三角洲、大珠三角经济整合过程中，深圳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重要的城市这就当中它的产业定位如何定位？我这儿可能谈得不多，在产业问题上。我主要讲深圳的产业问题，我们的一些研究结论。
我们觉得深圳根据二十年发展以后，深圳目前的产业结构确实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时期，那么这个调整应该说面临的这种现象从95年开始我们要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它的比重反而减少，我们没有想到他发展这么大的工业反而发展很快，到今天我们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业能否继续支撑深圳今后的发展？”也就是说，在未来整个珠江三角洲过程当中，深圳的工业如何定位，那么我们这个研究牵扯到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深圳是产业结构的整体的眼睛，二是它的先进性优化升级；三优化产业结构是个什么的结构，我们从要素的使用效率从整个配置的效率这样做一些研究。那么这样回答，想回答今后深圳在的背景条件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产业结构，那么结论我重点想报道一下结论。
我们认为就是在过去二十年，产业结构的调整无疑是推动深圳经济高速发展的其中一个动力，我们知道，深圳经济到今天，规模发展非常快大，从过去的小渔村到现在的一个先进的城市，带来的深圳经济高速的增长，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能忘记这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体现在那一方面就是工业化，但是工业化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工业化的城市跟国内其他主要的城市相比应该是比较低。应该说，比较产业结构的演变城市要低于上海北京甚至广州，产业结构的这个调整主旋律是工业化，当然农业也在发展，主要表现在我们一个是总产值的增加，另外特别重要的在农业产业的组织形式和商业化的形成。我们认为深圳工业化在程度上，我们讲是程度上已经高于在工业化一些国家他们在非常高的阶段。但是我说的是我们的质量、也就是说我们的附加值是相当低，我们附加值接近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水平，比印度高一些，发达国家是40－50之间，第三产业内部我们认为深圳第三产业内部处于较低程度的规模扩张。我们的第一大行业是批发、零售、贸易、餐饮，而发达国家这个第三产业我们的结构跟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这种结构有相当大差异，他们的第一大行业是社会和个人服务业，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第三产业仍处于较低的扩张阶段。
从深圳产业结果整体演进速度来讲，从产业结构上来的判断他是否合理，看他产业结构的效率如何，从现在来看，效率总体来说可是合理。但有一个问题，这种结构演进的速度是比较慢。这种慢我们可以跟国内其他城市比，也就是说，我们结构演进产业的升级这种速度要慢于其他的主要城市。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深圳的产业应该说，这个所谓电子行业是高度的集中，占了深圳的相当大的比重，我们跟发达国家比，包括日本、美国、韩国一些新兴发展工业化国家。他们的行业集中度没有我们目前这么高。我们高度集中于电子行业，又高度集中于五个主要行业。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深圳目的产业的它的技术层次。我们说深圳目前工业发展比较快。现在是深圳工业发展经过两个快速发展阶段，第一个八十年代中后期，第二各就是现在。从产业整体类型来看，我们觉得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主要产业中它占优势，广州占得比重比较大，上海占得密集型产业有优势。深圳虽然有比较好的产业，它的产品层次比较高。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的产业资本吸附是远远低于上海，也低于广州。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第三产业内部我们也得出一些结论，就是第三产业内部，行业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还有一个问题目前产业结构整体上的运行效率，这个运行效率来看，我们的工业内部应该说工业内部的行业之间它的运行的效率要素的使用效率差异非常大。这就告诉我们深圳的结构需要调整。
不仅第二产业，而且在第三产业内部，在服务产业内部应该说有几个行业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比如说仓储业、交通运输和社会服务业。为什么我们深圳提倡几年大力发展物流行业，但这个物流行业发展到现在不尽人意我们运行的效率不高，也就告诉我们我们政策空间…(说话未完)
这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得出的结论就说，以目前深圳产业的调整重点应该是第二产业内部工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幻灯）这是我们根据世界上发达一些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一些发展历程来判断深圳未来的产业结构在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会出现第三产业占据第一大位置，而第二产业将会下降。我们得出的结论从世界的发展历史来看，应该是八千美元左右，应该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转折点。从目前来看，应该说深圳的差距还是比较大。深圳的未来五年至少深圳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我们认为基于这样几个因素，我们觉得，深圳未来在五年到七年之间仍然应该以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这个主要原因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作出判断，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不再展开讲。这是一个结论。
那么这种结论我们还可以根据跟香港的比较。因为香港在八十年代初期，制造业大量向珠江三角洲转移，当时香港的制造业增值率大概是27％左右，我们现在深圳的工业增值力量也是在这个水平上。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的是香港在大量制造业向珠江三角洲转移时候，他们劳动力成本占比重整个制造业比重的70％几，我们只占20％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假设我们深圳面临当时那种低成本的外围环境制造业发展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这是我们得出的一些结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深圳在珠三角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未来的五年到十年期间，我们认为仍然必须是以制造业为主一个结构，它的结构调整重点在于工业内部的行业之间以及为了第二产发展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满足第二产业的需要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
郑天详：谢谢袁先生对深圳产业结构很深入的研究提出的这个“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过去不太知道就是说，深圳这个要发展三产，结果三产比重反而下降，那么它的结论是五到十年内深圳还是以工业为主体，工业的优化，而且工业还有发展空间。另外又提出来深圳的工业的问题，就是说，虽然是高新技术占了很大比重，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所以这个不是太高端的这一些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深圳工业的优化也好，发展也好，怎么样周边地区分工的体系方面。是不是袁先生在这方面提出一提，总的来说他对深圳的产业结构有深入的研究，谢谢！下面再请另外一位袁义才先生来演讲。
袁义才：首先，谢谢主办单位综合开发研究院给我这次机会。关于港口和航运，郑教授在这个方面是专家，我想在座各位也了解很多的情况，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那么我这次讲的题目是《深港航运业的竞争与合作》，因为大家情况了解很多，我就集中地把有关关注点放在这几个方面：1、深圳集装箱处理量能否超越香港？2、深港航运业成本差距到底在哪里？3、深港两地港口合作应该在哪些领域和前景如何？
一、先介绍一下深圳、香港航运业发展的现状。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有深港口业的基本简略的介绍，我这里是大致地说一下，上阵的港口主要是盐田港，还有蛇口、赤湾、妈湾，未来还有大铲湾，规模非常大，有1000万标箱，去年深圳的年处理能力已经达到了1065万TEU，主要是葵涌、内河码头，中流作业，未来规划是在大屿山10号码头，这是一个规划，还没有完全落实，香港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2045万标准箱。二，深圳近10年集装箱处理量发展态势，这是香港近10年集装箱处理量的发展态势，可以说是稳步发展开始，这是深圳和香港集装箱处理量增速曲线。从这个曲线可以看出，深圳和香港的曲线目前里看，它的形态几乎不太一样，我们大家对股市了解很多，我觉得深圳目前的增速曲线有一点像一个振荡下行的曲线，而香港可以说是，在2001年是触底反弹，所以由于这个状况，在前一段时间讨论比较多的是，深圳什么时候可以超越香港呢？
我的判断就是，因为深圳处于一个下降的态势，而香港有一个稳步增长的态势，所以我就认为，现在深圳能不能超越香港以及深圳在什么时候，可能成约香港都“为时尚早”，也许对于深圳来说，要作集装箱处理量的“全球第一”只是一个“好梦”，大家关注的深圳的集装箱处理量增长率很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深圳的集装箱运输成本比香港来说要低。“低”在哪里呢？从总体上看，成本的差距有从300美元到400美元不等，香港总体的处理一个货柜的成本，要比深圳的盐田是高出360美元，比蛇口赤湾要高400美元，从这个走势上看，主要是陆路运输费用，香港叫“拖车费用”。另外是码头处理费用，主要是这两个方面，那么这个成本差距，以后存在一个变动趋势呢？因为陆路费用的差距影响一个海关的通关效率，还有一个就是货柜车司机的工资。有数据显示说，香港的货柜车司机每月是14000元，深圳是4000元人民币，这有一定的差距，另外就是天然的距离。因为从华南把货柜运到香港距离远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西部通道，因为西部通道一旦开通后，它的设计流量是比目前口岸的总和，还要高差不多两倍。这样把通关的效率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个陆路费用很大的组成，是因为通关效率的影响。到底货柜香港来往盐田能够完成的运输量是不一样的。二个方面是码头费用的差距也很大，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香港在调低码头处理费，而深圳的盐田有增加的趋势。所以我们基于这一点，我觉得总体的判断。未来的话，深圳港和盐田港在成本上的差距逐渐地缩小。所以整个港口处理量的发展形势，他会有很大的变化。
现在我再谈一下，我在深港航运合作的一点认识，首先是合作的现状。我们看合作，实际上目前在很多领域方面。我在这里只举了三个例子：1、2003年深圳喂给香港313.25万TEU，比上年增长55.55％，两地水上驳运量占香港总吞吐量的14.92％。
2、深圳港的重、空箱比例为64：36。而香港为90：10。
3、港口产业中枢系统的管理中心、信息中心、结算中心等仍在香港。
对于未来的合作我认为可能要转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价值链高端领域合作；二、提高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如何提高自己对腹地的服务能力，以及充当全球的一个航运中心的地位。把很多中转货带到香港来，这个合作使双方上面做大蛋糕。三，企业与政府互动。我这里数字不足，就举个例子。
深港航运业的合作的存在的问题：1、新合作领域的附加值有多少？2，在一国两制之下，合作空间有多大？
郑天详：同时也作为讨论我先提一些问题，就是说在深港合作在这个航运方面是一个在目前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香港现在正式委托（马太其）公司，他认为香港航运成本因为这个航运成本不降下来的话，香港的航运业就会衰落，这个航运业的成本关键，除了袁先生分析以外，内地收香港货柜车双牌双重交税，三年里面交十万元。过去是16万，还认为降得不够，他建议向中央政府提来按照CEPA的协议应该取消双重收费，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来分析？因为从内地来讲，内地认为，香港不放开，大家对等的话，我们现在只有一千台双牌车，而内地只有三万辆双牌车，能不能说把香港航运中心保留它的总部为管理信息结算中心，这样的结算中心会不会只是一个空架子，加入这个成本不降下来，必然转移到深圳。再加上香港投资者，深圳是香港的主要作业区，那么这样一个方式是不是一种合作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他把香港的管理同内地的便宜的成本结合起来的方式。但是我提出一种疑问，就是说这种方式对于企业来说是完全合理、完全符合市场的这种经营方式。但是对于政府、国家宏观的考虑，因为香港的税收就业消费、都不在香港，在内地投资的话，造成香港航运、香港的整体经济会造成很很大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又怎么看？我就提这两个问题请袁义才先生回答。
袁义才：正教授不愧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我研究的也不多，因为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一个是货柜车司机在香港方面反映来深圳要交双牌费，每次过关还有管理的费用。从目前来说，成本差距上面来说，这个已经占到有一二十0美元，那么它的整体差距是几百美元，所以他占的比例不大。从数量上来说，这个取消肯定对他提高它的竞争力是有促进作用。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还是货柜车交通运输费用来说，一个他往来运输的时间，他就说对通关效率的影响，在盐田一天跑三趟，在香港也只跑两趟，这才是主要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所以刚才也注意到说这个合作一定要政府和企业互动的。实际上我们看出在深圳港，包括盐田、蛇口和赤湾那里，投资商跟香港码头投资商可能都是互相参股的。比如说盐田跟香港港口怎么合作，都需要这些投资商来说，政府在那里说太多都没用，香港政府的和投资商的想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他有可能还是按照他们商业利益的需要来做这个事情。还有提到未来有可能在高端增值业务上面，有可能利用香港的人才优势在那里发展高端业务领域里，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有可能，如果说香港政府和深圳这方面要推动的话就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或者说推动投资商把这个中心放在香港。这个也对香港有利，对提高香港整体竞争力有利。
丁四保提问：我对石小敏先生的发言很感兴趣。因为尽管我们做了一个课题，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的突破性不是太大，您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深港一体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崭新的思路。还有你提出很多城市的政府把结构高级化，结果都没有做成，制造业都没有高级化。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各个城市结构都没有做到高级化，是不是没到时候？整个中国制造业还是在发展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深港一体化好像提得时间也不短，深港同城化，深港一体化等等是不是有一些制度上的风险和敏感在这里头？我就这两个问题谢谢您！
石小敏：刚才袁先生讲的深圳工业的结构，这里面有很多外部的条件限制。如果外部的条件限制变化了以后，产业结构都会有相应的变化。我觉得我们现在最落后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很多没有真正地放开。其实现在上海也受苦于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资本市场搞坏了，资本市场跟我们公关大势是相反，资本市场本上面抓去为国有经济“做大做强”服务，现在资本市场做死了，明天北京就有一个会，就是“资本市场死怎么办”？就讨论这个问题。我原来说我们资本市场得了艾滋病，艾滋病是免疫功能的病，而资本市场是一种公共信誉的经济，没有了信誉。
插话：不是说，资本市场死了怎么样？而是现在的资本市场死了怎么样？
原来有人说，深圳二板不能搞，因为我们的正版都没搞好，怎么搞二板，本来深圳的二板应该搞市场板不是政策板不是国企板也不是体制板块，我们的二板跟主板设计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差别，现在搞中央企业板也是一个老体制，深圳的二板都要跟国际接轨，总结国际各种经验这样才能够搞活，那盏灯灭了，再搞一个是可以的。拿资本市场保险信托体制这些目标放开，第三产业这种大的服务业怎么打开啊？上海和深圳这种结构怎么上去？更不说我们的文化和教育，对不对？这是从经济领域来讲这些垄断或者相当程度的垄断，还没有放开。比如最近我们说可以放开，现在十六大以后这种理念有了提升，这个出了教育可以民办的教育条例，民营投资可以办大学，最近教育部门下了一个政策，我们名牌大学可以搞二级分院。现在区别教育官员自己出钱搞二级名牌大学，自己可以发名牌大学证书。这都是转型中间的特殊的怪现象，香港遇不到，国外遇不到，这个政策还没有放开，我们很多地方真正的结构上不去都因为这个。他都是到逼死的时候，才想起放开，我觉得这个机会开始快了，就是深圳和香港的合作首先讲的经济的部门实际我们遇到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社会改革落后于经济，政治改革是落后于社会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东西是始终是为了稳定、大家害怕，十六大以后这个问题慢慢在突破。现在提政府改革的越来越多，而深圳市政府在引进投资、来料加工贸易这块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下一步在司法服务、在金融在资本市场要服务。没有给他这个空间，他需要在这个方面，得到一种创制权，需要比如说最高决策给他这样一个允许行不行，但是现在时代变了，他有可能是互动的过程，需要深圳和香港，深圳和广东结合起来在人大会议上，自己的“意愿团”，资本市场的问题人民币兑换的问题，这几个问题三角洲发展不起来，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解决不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一定要解决。深圳在这个创制过程中，深圳要有自己的创建空间，然后再获得中央层面的理解，深港的合作才能够实现。因为政治变革需要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确实有一个新的深化才行，谢谢！邓小平讲的“一国两制”是一个很的壮举，但就深港和香港来讲能不能提一个“一制两体”呢？就是一个一致市场经济法律以下的两个市场主体。能不能这样考虑？这个表达合适不合适？
现场提问：我提一个问题，刚才许明达先生深圳这个做辐射源不行，广州也不行。珠三到底谁行，珠三角有到底没有辐射源？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有辐射源？还有就是区域经济是不是一定要有，有就优越，没有就不优越。没有这个辐射源问题在这个珠三角怎么办？这三个问题。
许明达：我是说这三个层次都不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凡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城市，都会对周围的地区产生辐射的影响，当然这个规模越大，当然他的辐射力量越大、客观上都在发生辐射作用，但是作为珠三角这样一个城市，就说我们和长三角比较，我认为，一个区域经济一定要一个枢纽源，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退一步一个次重要级的城市来充当这个角色，如果他能够实现互补的话，他确实也能充当这个节角色。我说来说去香港的产业结构和上海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别，从原则来说到这个资本品的生产一直到效率品的生产。通过二十多年计划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非常完善的体系，常州的纺织业发展时候是用通过上海的辐射来实现的，完全靠上海的人力资源搞起来，如果没有上海的辐射这些城市是不可能发展那么快，退一步假设我们需要营造有次重量级的城市来充当。我们又讲到“一国两制”的问题，我想香港人显然不希望香港政府内地化，所以需要实行“一国两制”，但是由于“一国两制”又影响香港经济进入内地的步伐，因为你属于两个关税区，由于这两个关税区你需要我们中央政策也你逐步放开，刚刚说香港经济跟中国的政策影响很大，香港的经济出现了放慢的局面。可能通过CEPA可以改变的，总而言之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城市群来组成的辐射源。一定需要这样，否则的话，你怎么辐射到云南等等别的地方去。这可能是不可能的。
现场提问：我觉得各位说的很好，当然我是一个“学生”，我对珠三角的经济研究是很浅。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很差劲的工业基础，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技术或者是自己的市场，香港把这一套搬到深圳来，因为深圳变成一个“模型”，内地其他城市会跟着。我的问题在多短的时间里，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能够跟中国的特别是珠三角制造企业联合起来，在美国，比如在其他国家、技术性生产是一个主导的地位。不单是美国、韩国，甚至于台湾，在中国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呢？如果中国能在这个方面做得好一点，会不会中国工业的转型转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
袁易明：我想确实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大学的研究跟市场的结合，我们有一句话，“两张品”是市场需要的大学，可是大学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是不搭界的，我们内地的大学研究机制。比如说，设置一个科研项目怎么样设置的呢，往往是由一个纵向的，国家给的课题，而这个课题研究出来后它的市场性形式呢？一般是比较低的。而且是其他国家，他们的大学机构有相当部分的人，除了搞基础性的研究以外，他有市场的需要，来研究，它的研究的技术的市场性就比较强，我记得在96年香港回归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课题叫做“深港合作的模式的研究”，我们叫了一家企业去座谈，老板告诉我们，他用的技术都是从日本买的，我花费代价比，从中国买要贵10倍大力，很简单的，因为日本的技术是配套的，可市场性比较高，而我们国内的技术某一个方面突破了，但是配套性不强，市场性不强，我感觉要从大学的机制上进行突破。我从这个方面着手，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真正要跟产业结合有相当的路要走。谢谢！
现场提问：我想请教一下许明达教授，就是说刚才你说香港不是辐射源，使我联想起，我们这个原来中国开发研究院里面的报告成果，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工业，认为香港工业的“空心化”，因为如果你单是从香港的个别看，它是空心化，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大珠三角的上面看，他是一个产业的分工是一个历史形成。而且是合理的，这样的分工，他有它的客观规律，是不是说，香港没有辐射源，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不认为有这个前提，才会有一个香港没有辐射源的问题，刚才有几位教授讲，连货柜码头、盐田港都是香港老板的，我想是不是不是跟这个问题有关，我想看问题不是应该把他放在这个层面上看，而不是孤立来看。
许明达：我们观点是香港不能单独地成为一个辐射源，香港肯定对内地可以起到一个辐射作用，这些这个辐射作用和他本身的能量比，是不成为什么的？如果像上海一样把这个能量放在自己的地域来，它的辐射能量就会比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辐射能量要大，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一国两制的关系的存在，会对它的进入会带来一些障碍。我想，我是这么一个观点，我也反复强调，香港的辐射源可能是有一个次量级的形成的，我们和大城市不能比，我们可以和有活力的中心城市来构筑我们的辐射源，深圳现在虽然没有能力，但是也要争取当这个辐射源里面的“龙头”城市。广东也是一样。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国际上历史上的发展规律，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产业结构工业化的发展具有边界的模糊性。它的发展阶段，你不能绝对用美元的多少来计算，也不能用“霍夫曼的理论”来说。总体上说，我们现在产生障碍的原因是，我们的工业化本来是应该是从轻工业到重化工业这个过程发展。实际上，我们重化工业的过程没有完成，我想，香港在这个方面。实际上有很成功的作用，他在传统行业转型的过程中比较成功，这不仅是一个金融本身的问题。
（丁万安）提问：我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根据我们的理解，香港和澳门是非常发达的市场经济，深圳也有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因为它是一个特区。但是对于其他的区域来说，他没有建立起完全的市场经济，就是说，要是把这个区域都建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话，会不会存在某种问题？会不会对其他的省、某种制度性的变革产生影响？
石小敏：“失衡”是中国人的，现在“失衡”是人们一般在讲发展水平、收入差距，现在收入差距，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人均相差17倍，就深圳而言，最富有的10％的人和最穷的人，人均收入能差50倍，在制度上更是这样，制度是一个完整的，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就中国而言，经济的制度走得比较前，社会和政治的比较落后。很多制度连续变了20年了，而有的制度，20年几乎没有变，就像原来收入审查条例，结果废掉了。比如，现在正在讨论的土地分配制度，也几乎是20年没有变，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经济、政治的不平衡。也是存在的至于每个地方总的发展水平也是的，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在学习WTO，中国每个地方发展的不平衡，这是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是有一个“梯度性”的。
郑天详：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