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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余永定研究员
搜狐经济学家 钟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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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调控中的一对关键政策目标
“对政府而言，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能否控制通货膨胀，而在于能否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以往的经验是：当经济增长处于上升阶段时，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通货膨胀率在来年就会超过10％；如果增长速度不超过9.5%，通货膨胀率就不会超过5%。”
钟伟：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宏观调控，您如何评价目前的进展情况？
余永定：经过几个月的调控，应该说宏观政策已经取得积极成效。接下来的挑战，应该是如何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改善经济结构、特别是投资结构。在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同时，应该尽量采用间接调控的方式，以避免在纠正经济失衡的同时制造新的失衡。例如我个人认为，名义利率不变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升息有利于提高信贷市场上资金的分配效益；长期低利率与负利率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钟伟：政府进行调控时，实质上是在诸多政策目标中进行权衡，您认为最值得政府关注的、关键性的政策目标是什么？
余永定：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是多重的，除GDP增长速度之外，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就业充分、贸易平衡、金融稳定等等都是政府的重要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些目标中，有些相辅相成，有些则是相互矛盾的。政府必须确定诸多目标的最优组合，目前看来，其中最关键的一对政策目标就是就业与通货膨胀目标之间的关系。
钟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7月份虽然物价环比增速区域平缓，但社会商品零售物价和工业品出厂价双双突破了5％，人民银行统计司的物价数据更严峻些，您怎么看待当前的物价走势？
余永定：我们的经验观察显示，通货膨胀变化对经济增长变化的滞后大致有4个季度，中国以往的经验是：当经济增长处于上升阶段时，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通货膨胀率在第二年就会超过10％；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9.5％，通货膨胀率就不会超过5％。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25年中，尽管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4％左右，但中国政府从未能够成功地将经济增长速度连续维持在9％左右的水平，哪怕是仅仅维持两年的记录也没有呵。9％只是通向通货膨胀或通货收缩的桥梁。
钟伟：目前看来，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因此似乎对政府而言，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能否控制通货膨胀，而在于能否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余永定：的确如此。只有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才能解决或缓解严重的就业问题。中国2010 年前适龄劳动人口年均增长0.6%至0.7%，每年新增1000 万人，更糟糕的是，此时还有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被吸收。创造就业机会有两条基本途径，第一条就是经济增长，第二条是改变经济和就业结构。
就第一条途径而言，中国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创造的就业岗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240 万个下降到90 年代的70 万个，似乎中国就业弹性在加速降低，这就迫使我们必须维持更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
就第二条途径而言，自1979 年到2000 年，第一、二、三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分别为0.6、0.34 和0.57，因此在经济增长速度给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增加就业量。但短期内，这种改变难以实现且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作用有限。因而，2004-2005 年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在保持8%-9%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把通货膨胀控制在5%以下。否则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导致的失业增加将是灾难性的，对社会稳定的现实的威胁不言自明。
二、当前应该消除盯住美元制的误解
“国内外一些媒体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汇率制度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就是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这一误解的形成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在具体调整方式上，一切选择皆有可能，我的建议是软性盯住美元政策。对汇率问题的不同看法，实际上隐含着我们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战略等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钟伟：我看到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说，所谓中国采取盯住美元制是一种误解，人民币汇率可以更为灵活，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获得更为均衡的发展并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误解的形成的？
余永定：长期以来，国内外一些媒体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汇率制度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就是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这一误解的形成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第一，中国目前实行的，不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而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围绕中心汇率在一个给定区间内汇率是可以有一定波动的。中心汇率也可以根据一定规则进行设定和调整。第二，上述汇率是在1994年就开始实施的，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收窄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实属迫不得已，但已事易时移。更何况，就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下，各国汇率也是允许有小幅波动的，大约1%左右，僵化的、决不调整的汇率制度显然不能适应一国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变迁。第三，中国政府多次强调，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基本稳定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决定和汇率形成机制一成不变。如果人民币升值1%、2%甚至3%，或贬值同样的幅度，是否就意味着人民币没有保持基本稳定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钟伟：从目前看，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升值压力，比去年同期要缓和得多，此外，促使人民币汇率变动定值的变动和汇率形成机制本身的变动这两个问题又往往被媒体混合在一起讨论。你在此时强调指出，应消除对人民币盯住美元的误解，当然对增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好处，除此之外您更基本的着眼点是什么？
余永定：我在今年的一次澳－中经贸会议上曾经说，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最有可能发生在人们对此并不太关注的时候，在具体调整方式上，一切选择皆有可能，我的建议是软性盯住美元政策。对汇率问题的不同看法，实际上隐含着我们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战略等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方面，中国必须保持其汇率政策的灵活性，而不能为外部舆论所俘获。根据公认的经济理论，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中，只能取其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中国已经选择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固化盯住美元制的误解显然不行。
另一方面，强调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还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相关。在过去20 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出口和FDI驱动型。这种战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给今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名义汇率长期不变，实际汇率的变动可能导致"汇率的错位"并进而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和货币危机，或资源的错误配置。中国必须做出抉择，迟早必须实现象平衡发展战略的过渡。关于增强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也能引起我们对许多更具根本性的问题的深入思考。
三、对增强汇率制度灵活性的影响应持理性看法
“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经常项目平衡的约束。但是，任何国家，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都不能最终摆脱这种约束。”
“难道不摆脱对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就会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吗？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应该说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思维定势。”
钟伟：您在多种场合表示过，对增强人民币汇率制度灵活性带来的各种影响，不应该过分夸大。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增强灵活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均有限，您能不能系统地阐述一下分析过程。
余永定：增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首先取决于我对美元走势的基本判断。我本人认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经常项目平衡的约束。但是，任何国家，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都不能最终摆脱这种约束。在承认资本流动的自主性的情况下，经常项目约束可以理解为：经常项目逆差与GDP 的增长应能保持某种稳定的对应关系。换言之，经常项目逆差累积所导致的外债余额对GDP 之比，必须稳定在一个外国投资者所能接受的水平上。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GDP 的增长速度，这就使人们不得不对美国能否保持广义国际收支基本差额（也就是经常项目差额加上长期资本流入）的基本稳定，对美元稳定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本身就造成了巨大的美元贬值压力。
全球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有重大影响，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亚洲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扩大，在近期仍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鉴于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美元的贬值将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引资格局造成冲击。美国政府现在实际上并无有效手段来遏止美元的下跌，无非就是重新祭起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或者采取升息等代价较高的手段。综合弱势美元的背景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增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软性盯住美元等诸多方案显然是值得权衡的。
钟伟：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舆论惯性下似乎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似乎增加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就等同于出口受阻、热钱内流和更强烈的升值预期等一大堆麻烦，您是如何看待这些看法的？
余永定：舆论显然夸大了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灵活性的可能影响，举个例子说，即使人民币升值15%，又会对美中贸易平衡造成多大的影响呢？中国的工资水平毕竟只有美国的四十分之一，并且以往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也显示出，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有其更深刻的机理，名义汇率往往只是替罪羊。归纳一下，为什么害怕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呢？不外乎三个担心，一是担心这会使得中国出口顺差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二是担心这会加剧投机资本的流入，从而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其三是担心这会给国内物价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但细细分析起来，这些对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灵活性的担心可能并不成立。
钟伟：就第一个担心来说，2004年中国贸易顺差的确在减少，甚至个别月份还出现了逆差，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会不会使得上述情况更糟糕呢？
余永定：为什么中国一出现了贸易顺差收缩或者有少量逆差就是坏事呢？对此我有三点看法。第一，中国对外贸易以出口加工工业为主导。出口加工工业产品的主要特点是进口含量高。以本币计算，升值导致的来料、进料、中间产品价格的下降将抵消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出口加工企业的盈利性不会受到人民币小幅升值的严重影响。第二，中国一般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由于这些商品自身的性质，从总体上看是相当低的。在海外市场上，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有限变动不会导致消费者对中国商品需求的重大变化。第三，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出现贸易逆差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经济效率。如果贸易逆差是由于高效率驱动的高投资所造成的，只要不失去控制，出现贸易逆差就不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钟伟：那么短期资本流入呢？毕竟现在中国的外债中短债比率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增强汇率机制的灵活性，会不会使得上述情况恶化呢？
余永定：难道不摆脱对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就会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吗？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应该说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思维定势。退一步讲，在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弹性时，中国货币当局仍然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抑制投机资本流入的办法。例如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严格禁止与经常项目无关的外汇和外汇期货、期权交易，例如通过实施资本流动税收等手段，提高短期资本流动的交易成本等等。因此尽管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必然会有随之而来的种种困难，但依然是可行的。
最后，我想说一下，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对国内物价稳定的影响，尽管两者的关系之间难下断言，但总体上，从今年7月份以后，中国通货膨胀率已连续运行在5％以上的高位，我已经说过，经济增速9％和物价指数5％，这两个指标都十分重要。现在物价超越了5％这个经验阈值，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难度就加大，应该说，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带有很强的输入型通胀的味道，你很难想象，每年占据GDP差不多30％的进口商品金额，起价格变动会对国内物价没有影响。这些进口商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和工业中间产品方面，至少目前这个时机，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灵活性，能够有助于我们将这些输入型通货膨胀部分地挡在国门之外。
人物介绍：余永定，1948年生。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1995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余永定的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1981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著作10余部。主要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稳定政策设计》、《西方经济学》、《我看世界经济》、“通过加总推出的总供给曲线”、“M2-GDP的动态增长路径”、“日元贬值与中国的对策”等。200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余永定研究院被任命为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钟伟特就消除盯住美元误解，增加汇率制度灵活性为议题，对余所长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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