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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新信托事件使一向以经营稳健著称的交通银行，也卷入了一场令其头疼不已的信托纠纷。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交行声誉受损，已成不争之事实。庞大的德隆“金融帝国”坍塌之后，交行成为又一个受累者。（编者注：有关金新信托的报道，请参看本刊第8期《德隆：最后的倾颓》）
这是一场尚未平息的信托纠纷。对于交行而言，面对数十名投资者围坐门前讨要信托款的尴尬局面，也许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此时，这起看似简单的信托纠纷，已经带给我们太多需要反思的法律问题。
内控机制不健全
以2002年7月18日《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暂行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实施为标志，在“一法两规”的法律框架下，我国信托业已经走过了两年历程。从表面上看，人们心目中信托业是“坏孩子”的形象正在逐步改善。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信托业最致命的内伤——公司内控机制失范，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就以金新信托为例。7月4日，金新信托给投资者的信中自报违规：乳品信托8720万集合资金全部汇入天山畜牧的账号。但是在与投资者签订的信托合同中，金新信托公司并没有告知投资者是通过天山畜牧去收购三家公司的股权———显然，既定的信托资金被挪用了。而案发后，银监局传唤金新信托的法人代表，她竟一脸茫然：既不知信托资金的去向，也不知是谁在操作此事。
《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11条明确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办理资金信托业务，应设立专门为资金信托业务服务的信托资金运用、信息处理等部门。信托投资公司固有资金运用部门和信托资金运用部门应当由不同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管理。
显然，金新信托公司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在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过程中，明显违背自营业务与信托业务要做到机构、人员和高管严格分开的规定，利益冲突至为明显。
金新信托只是众多信托公司内控机制失范的一个缩影。近期发生的众多信托公司挪用客户资金，以及由于资金问题而项目搁置等事件，归根结底是由于信托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一些信托公司没有独立的信托部门，自有财产和信托财产同属一个部门管理和运作，甚至资金和账簿也未按规定分别设立、分别管理，职能权限较为模糊，机构设置较为混乱。而且，一些信托公司大股东或关联企业，把信托公司变成了自己的融资平台。一旦资金信托资金到位后，就违背委托人意愿，单方面改变信托合同中资金用途和运用方式等有关条款的约定，擅自挪用信托资金，甚至将信托资金投入到违规用途中，使信托财产承担了极大的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严重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
信托公司与证券公司，同属于高风险行业。证券公司有《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控制其经营风险，监管部门对信托业颁布《信托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以规范其治理结构，也应成为可期许之举措。
信息披露极不规范
在金新信托事件中，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但其实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金新为什么没有任何凭证就能向投资者表示，“用这笔钱收购了包括北京三元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三家公司的股权”？为什么即使在北京三元种业明确表示，公司成立三年内股权不会变化的情况下，金新信托仍旧信誓旦旦地对投资者说，“这是手续问题”？为什么在事情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时，金新可以干脆自报违规？
金新信托事件只是冰山之一角，它凸现了一个信托业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信托项目运作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虽然《信托法》要求信托公司在信托计划的各个阶段，向相关权利人汇报信托财产的运用、管理、收益等情况。但是由于法律没有对披露的具体内容统一规定，因此各家公司信息披露的详尽程度不一。
首先，在信托计划(尤其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时，信息披露就极不完整。资金使用者的基本情况，包括注册资金、主营业务、经营业绩、债务状况等，以及受托人即信托公司运作信托计划的能力、此前发行信托的情况、本身的财务状况等都未得以充分披露，此外，信托目的如何、信托利益产生于何方、如果有担保人或抵押物的话，它们的信用和价值是否足以支付信托计划的全额等等，都未得到详尽的描述。
现实中，信托计划书一般都对信托收益极尽渲染诱惑之能事，对可能面临的风险，却尽量回避。
其次，信息不对称也存在于信托计划成立后的过程中。购买了信托产品后，投资者几乎马上处于对信托财产的失控状态。公司的财务报表、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公司信托运营中已经或可能碰到的各种问题，一切都只有等待信托计划到期之后才能揭开面纱。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为加强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2004年7月7日，银监会出台《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欲将信托产品的全程运作纳入阳光之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种立法的初衷固然美好，但通过什么途径迫使信托公司能够依法披露信息，却是监管部门接下来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缺位
金新信托事件中，即使监管层及时施以监管之手，但也难免会碰到一个极其困难的技术性问题：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缺失。
从国际上看，信托登记的实际意义在于，有了登记，才能够对信托财产实行破产隔离：信托资金分户经营、分户监管，不能挪用；信托财产不属于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信托公司破产时，信托财产不得用于清算偿债。如果连信托财产登记都没有完成，保护信托投资者权利事实上便失去了前提，监管层也无从得知信托财产是否已经被挪作它用。
金新信托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将既定信托资金挪做他用，根本原因就是出现了登记真空和监督真空。
目前调整信托业务的是“一法两规”———2001年开始施行的《信托法》和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但实际操作中，信托财产登记中仍然存在几个障碍：缺乏与信托财产登记制度配套的辅助性法规；无法确定信托财产的登记机关。如果建立了信托财产登记的机构，就可以设立相关的规定，比如要求信托公司定期向登记机构披露信息，向投资者披露的更加详细的信息等等。但由于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缺位，这些都无从谈起。
进而言之，目前的信托分区监管体制，更使缺乏财产登记制度的信托业风险急剧放大。信托公司均非全国性公司，监管权在地方银监局。所以注册地在新疆的金新信托公司，并不受上海银监局的监管。去年10月份，上海银监局出台了《关于规范资金信托代理收付业务的指导意见》，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银行不得代理外地信托公司信托理财产品；第二，不得在银行柜台摆放信托产品宣传资料，只能放置于理财室，不得在银行现场与客户签订信托合同。
之所以异地信托应该遭到严格管制，是由于信托公司由注册地的银监局监管，异地信托公司在上海推出信托产品，上海方面很难完全掌握信息，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笔者揣测，随着各地银监局监管合作方面的进一步加深，信息交换将更趋频繁与完善，也许异地代理销售信托产品，在若干年之后将不再成为禁令。但无论如何，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完善，却是必须考虑的基础性问题。
监管职责履行有欠细致
金新信托事件中，投资者之所以一直忿闷难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投资者认为监管部门存在失察之处。
金新信托、德隆国际和天山畜牧均是德隆集团的关联企业。按照《投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31条规定，信托资金是不能用于关联方投资交易的。同时，该信托资金安全最关键的一环——回购单位德隆国际同样是关联公司，违背独立第三方担保的原则。如果监管层能够把关严格一点，该信托计划不可能同投资者见面。
倡导文明监管，亟须提升监管者素质。信托是惟一贯穿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产业市场的金融机构，信托金融创新本身需要不断打破既有的金融制度和规则，这需要监管者超越传统的“猫捉老鼠”的监管方法，运用高超的监管技巧和智慧。
也许，在目前公权监管机构限于人力和信息资源的匮乏而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引入“第三方监管”，可能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所谓第三方监管指的是，由委托人和受托人(即信托公司)共同认可的第三方，对信托财产进行监管，这种监管贯穿于信托计划的整个过程，即从信托计划推介——资金募集信托计划成立——信托资金或信托财产管理运用——信托计划完成——信托利益的分配——信托财产的处置，形成一套循环监管体系。例如，股权收购类的资金信托计划，股权出让人的情况、被收购公司情况、收购价格、确定价格的依据、收购款流向、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收购后被收购公司的经营及业绩、可分配利润等都应当有人跟踪和监督。特别是当信托计划的参与人都是自然人且处于分散状态时，这种第三方监管人就相当于全体投资人的代表人，受托行使《信托法》以及信托合同所规定的委托人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是否参加投资仍需要自己作出判断，信托合同仍需由自己签署。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监管主体可以为精于理财管理的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其他信托公司，也可以是商业银行，但必须严格区分代收付业务和第三方监管各自的业务范围和所对应的责任。第三方监管需要一定的成本，当然，如果其怠于行使监管责任，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市场机制和声誉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
（作者系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金融衍生工具法律规制问题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