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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黄金周到了。旅游、交通、商业、公安等部门已经动员起来，迎接消费高峰期的到来；广大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也在筹划如何度过这一周。
屈指算来，黄金周概念已经形成6年了。1999年9月，政府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假日的休息时间延长为七天，当初的主要意图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不过，对于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假日经济”、每年三个黄金周对于经济增长、尤其是对经济学界和政府所追求的GDP增长率，究竟有多大贡献，或者是否确有贡献，人们一直存有疑惑和争议。
以一般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而言，根据常理，黄金周似乎并不能增长年度内的GDP总量，而只是将平日的消费集中到黄金周及其前后半个月内。毕竟，人们的收入是既定的，用于消费的资金也是相对固定的。黄金周不大可能有力地改变人们在一般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安排。
当然，黄金周为国内中远程旅游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假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旅游经济。但是，旅游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相当有限，所以，对GDP的拉动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而且，这种拉动作用还可能被放假所导致的生产活动的收缩而抵消。黄金周期间，很多人停止工作。这样，在GDP的三大构成因素——消费、投资和出口中，消费可能确实有所增加，但投资或出口却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说，从经济学角度看，黄金周对经济是否具有拉动作用，是一个很难予以逻辑地和经验地证明的命题。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多放几天假就能够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各国政府似乎都有理由再多放些假。但似乎并没有哪国政府这样做。
当然，政府的决策经常会产生其“非意图的后果”，黄金周也许对GDP增长率没有太大影响，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基本上可以断言，这样的影响是良性的。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不管是政府的宣传，还是人们的潜意识，都把工作、劳动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大历史中考察，这样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其实是有点反常的。中西古典学者都曾正确地指出，文明、文化形成于闲暇中。人生的乐趣和生命的意义，也须于闲暇之中追寻。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节日。这样的节日赋予了单调的生活以丰满的意义，节日适当地排场和奢华，也使人们觉得，一年辛苦的劳动是值得的。喜儿的红头绳就以一种最极端的形式证明了，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们，也盼望着节日，也能够从节日中享受生命之美。
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的城市生活则使传统节日归于消亡，工业化世界中的人们变成上班机器。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把农民从沉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了更多的闲暇，劳动不再是一种半强制性的义务。而城市的人们的生活形态却并没有多大变化。人们可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本叫做《八小时以外》的杂志，非常畅销，那标志着一种正确的生活意识的觉醒。双休日则是对上述反常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第一次冲击，黄金周是一次更大的冲击。
可以说，政府为了扩大内需而推出黄金周制度，歪打正着，满足了人们渴望闲暇、渴望丰富自己的生活的愿望。原来的意识形态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了。人不是工作机器，相反，工作只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只有在闲暇时光，人们才能够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休闲活动中，人们的个性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张扬。
黄金周把人们内心中这种追求个性、追求生活意义的冲动释放出来。因此，第一、第二个黄金周，所有的休闲娱乐旅游场所，都人潮涌动，人们尽情地享受假日的狂欢，疯狂地购物、旅游。
到了今天，尽管对于全国人民集中休假的模式导致的拥挤和混乱，很多人都抱怨连连，但黄金周长假已经成为一种新民俗。人们早早地筹划着如何安排每年的三个黄金周。事实上，在城市，尤其是在年轻人中，三个黄金周已经成为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可以断言，未来不少家庭的美好记忆，都会跟黄金周联系在一起。
黄金周概念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就已经值得肯定了。能够让人们作出周密安排的长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工作、劳动所无法享受到的乐趣。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可能比GDP增长本身更重要。从这个角度看，假如政府能够将清明节、中秋节这类传统节日规定为法定假日，则更可有助于社会的精神重建和文明复兴，其意义也不是GDP增长所可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