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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喧嚣声里，2002年度《福布斯》大陆富豪排行榜新鲜出炉。今年的富豪榜由于所谓的“纳税风波”而更加引人注目。因为有证据表明，不少富豪存在一度程度的没有足额纳税问题，富豪被列入征税重点，且据说《福布斯》排行榜已经成为税务机关按图索骥的“图”。于是，很多富豪趋之若鹜的福布斯排行榜，今年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内地一些富豪对这个排名刻意回避，甚至据说有专家义愤填膺地说：福布斯毁了多少人还在搞这个东西！
但我以为事实是最好的回答，福布斯富豪榜如期推出足以说明一切。事实上，尽管在前一百名的富豪名单里，有35位去年的富豪下榜，34位新人上榜，但60几位“老富豪”、“老老富豪”稳居其中，足以说明咱们今天绝大多数富豪是经得住时间、市场和其他社会环境的考验的。更令人欣慰的是，福布斯排行榜首席中国调查员胡润先生说：今年《福布斯》在排行榜调查过程中获知，95%以上的被访中国富豪并不惧怕自己上榜会“树大招风”。市场的优胜劣汰是必然的，把这种优胜劣汰或者少数富豪的违规违法经营导致的自身失败归结于富豪排行榜，是简单武断的，也是投机取巧的，这样的专家判断大失水准。
我从来不相信咱们的税务机关会弱智到只会亦步亦趋地跟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屁股后面的地步，依法征税与社会排名本身就有着巨大的法律差距，此其一；其二是不管有没有富豪排行榜，税务机关都要严格加强向富豪征税，而且征税的对象也远远不止于上榜的富豪。在加强向富豪征税的背后，其实已经隐含了社会的一个重大改变：即由过去以向国企征税为主，国家把钱从一个公家口袋里放到另一个口袋里不同，国家的税收将主要依赖于民间，依赖于个人纳税和向民间企业征税。这样的改变同时意味着国家机关本身也必须面临职能和机构的彻底改变，国家由纳税人养活，必须为纳税人提供更好、更优质、更廉价廉洁和更公正平等的服务。
而这个征税对象和征税方式的重大转变，毫无疑问地将从富豪开始，成本低见效快；而从引人注目的排行榜上的富豪开始，无疑对社会更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这样做，对国家、对征税机关来说，都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丝毫没有跟富豪过不去的意思，更不是要对富豪们“一露头就打”。
倒是由“富人纳税”折射出的社会上弥漫着的仇视富人、不喜欢富人的心态更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有些人一提起富人就把他们视作偷税漏税、违规违法经营、权钱交易以及生活堕落、豪赌一掷千金等等的代名词，殊不知他们的勤奋、他们的节俭、他们事实上纳的税远远高于常人、他们为社会创造了无数的就业和劳动机会等等好处；有人甚至希望富人们把所有的钱都拿来纳税、拿来捐给穷人才好（社会上充斥的指责富人捐钱太少即是一例，人家并没有捐钱的义务，可人家捐了钱，还嫌人家“为富不仁”捐得少）。类似的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和“见者有份”的平均心态是令人担心的。我想，这才是富人怕露富的更本质原因吧？有人说：仇富心态的蔓延使得穷人和富人都不能自持。正是。而这样的不能自持，弄得不好结局便是穷人和富人都成为“无恒产者无恒心”的急功近利者，这对双方都不利。
孟德斯鸠说：“所有权是道德神。”只有留住富人、引来富人，他们才能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缴纳更多的税收、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而要留住他们引来他们，首先要想办法保护富人，保护他们的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不是光想着如何从他们的锅里分食甚至夺食。我们当然不必讳言也不能否认一些富人的偷漏税、违规违法经营、权钱交易等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严厉查处”或“既往不咎”就能简单地解决的。我们应该明白，这些问题的首要责任并不在富人本身，而在于我们的社会管理机制。如何社会不能及时建立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游戏规则和政治、法律、行政体系，市场开放不足、竞争不平等（如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和外资的不平等）、行政管制过多、审批过严，就会给权力寻租腐败留下巨大的空间，就会形成“守法者不得食”、“违法者生存”的怪圈和恶性循环。但即使这样，首要责任也在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上，而不在富豪本身。在那样的充满“地下通行”的“潜规则”的行政体系下，富豪们本身既是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此时、此处得到的好处，必将在彼时、彼处被别的不平等竞争所抵消。在这方面，富人是不应该成为不完善的体制的替罪羊的，一旦社会把他们当成了替罪羊，不仅对于富人不公，而且更可怕的是会因此使我们忽视体制的弊端、并进而忽略对制度的反思、批判和改造。
一个好的权力体系，会使社会的竞争机会越来越公平，使富人的原罪问题越来越少，而成为道德和才能双重化身的富人会越来越多，人们对财富、对富人的观念也会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平和。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要从构建自由、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法则开始，而不是从向富人征税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