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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隐隐可以听到两种观点截然相反的声音。举凡大的城市建设项目、文体活动项目和经济调控措施，总是有人兴高采烈地欢呼，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
比如：听说要在北京投资数十亿元建国家歌剧院，有人十分不以为然：“有那么多钱干这种点缀升平的事，怎么不拿去补发久欠的教师工资？”听说要请帕瓦罗蒂等三大世界著名歌唱家在故宫午门前演出为中国申奥造势，票价已炒到两千美元一张，有人比被扒手掏了自己的腰包还悻悻然：“知不知还有许多农民以卖血为生”？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提出要让法官“高薪养廉”，财政部长宣布要给公务员加薪，都有不少人表示不满：“比起农民和下岗工人来，这些旱涝保收的人日子够好过的了！”
诸如此类的“反弹”，显然都是从下层贫民视角看问题的。其关注沉默的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情感，在人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的如今，无疑弥足珍贵；但是，假如根本无视中国存在“两个世界”的现实，不能正视贫者与富者不同发展层次的需求，前述种种愤懑难免无的放矢，乃至不近人情。难道因为有人穷困，就得举国愁眉苦脸？倘若不认为回到“共同贫穷”是正当有益的选择，“先富起来”的人们愿意掏钱买高价票听音乐会又关别人什么事？
中科院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在其新著《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提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分析。他的研究表明，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2%，但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8320美元），它们是中国的“第一世界”；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3960美元）而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它们是中国的“第二世界”；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是中国的“第三世界”；中国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后，人口约6.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它们是中国的“第四世界”。把他的这种分析加以简化，就是本文所说的贫富差距悬殊且日益扩大的“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人们的诉求当然是不一样的。一个世界的人要满足最基本的需求，有饭可以吃饱，有房可以栖身，有钱治病，有钱供小孩识字；另一个世界的人追求的是高品味的生活，宽敞的住房、幽雅的环境、快意的娱乐。两者都是合乎人性的期望。对于从事文化体育娱乐业的商家，根本没有购买力的低收入人群，当然不是他们服务的对象。所以，我们的电视剧场景不是豪华排场的皇宫大宅，就是风景秀丽的山川旷野；时尚杂志则不厌其新，玩酷玩得花样百出。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它们赖以养命的广告投入商本来就是要刺激那些营养充足、精力过剩、钱多得“烧包”的人的消费欲望嘛！
尴尬的是政府。因为政府不止是富人的政府，也是穷人的政府，它的职责是提供一个人人有希望因而能和平相处的公共秩序，它必须兼顾不同阶层人们的利益诉求。城市的人不仅要建设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要有歌剧院、体育馆、会展中心之类“标志性建筑”、“形象工程”，还要有四季盛开的鲜花、清脆悦耳的喷泉和参天拔地的大树——花几百万上千万元从山里移几株来做点缀也在所不惜。那么穷乡僻壤的人呢，他们要求子女有一座遮风蔽雨的教室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到城里打工一样照章直接或间接纳税，为什么子女就不能像城里孩子一样上学？
如果贫富“两个世界”在地理上可以像中世纪的城堡一样用深沟高墙分隔开，或在政策上像计划经济年代一样用森严的城乡户口分隔开，我们也不妨实行发展目标上的“一国两制”。但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今日城市的发展，一些人能先富起来，正是放弃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推行市场经济的结果。
如果我们不想造成“两个世界”的尖锐对立，就必须设法摆脱存在“两个世界”的尴尬。加快对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改革步伐，真正重视处于弱势地位的贫民阶层的诉求，给他们以切实帮助，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关系太大了。话剧《切·格瓦拉》之类文艺作品，渲染穷人对富人的仇恨，鼓动玉石俱焚的“革命”，毕竟只是文人的作秀，有钱看戏的欣赏者也只是一种情感共鸣，事到临头他们多半会选择沉默自保。而那些不幸沦为游民、流民的人们，若使他们对浮华世界与自身处境的反差的感受日益强烈，他们的屈辱感、绝望感无法排遣和消除，则势必铤而走险，采取杀人越货抢银行之类极端手段，谋求自身的“超常规发展”，或采取爆炸投毒之类残忍手段报复社会。这样的人一多，不说中国将陷入社会暴乱的悲剧性轮回，至少会闹得国无宁日，人人没有安全感。“严打”也跟割韭菜一样，只能对付一时。
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是我们回避不开的现实。
来源：[华声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