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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4月23日《纽约时报》刊载“首家机器棉纺厂在上海建立”的通讯，记者在搁笔前忍不住写道：“另外，大清国人还有一种造假的本能，这就是，按照英国海关所提供的数据，清国人在每年要纺织成棉布的170万磅棉花中，要添加30万磅的粘土，这样重量就增加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1页）。
不知使用“本能”这样夸张的词算不算“妖魔化”，中国人“擅长”造假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纽约时报》记者端出此说之前，不少旅华的传教士在他们的札记与书简之中，已向欧美读者与亲友传递了这一信息；在1879年之后即120多年后的今天，假冒伪劣在中华大地泛滥成灾，更是讳无可讳的严酷现实。不仅有待售棉花中掺土块增重的，还有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的所谓“黑心棉絮”。广东省13所高校今年秋季强制新生购买的枕芯、棉胎、棉垫竟然被发现全部有问题，是改头换面的工业废料和垃圾。我写这篇文章时，四川宜宾市李集镇的毒豆奶、广西半宙集团第三制药厂的有毒假药“梅花K”黄柏胶囊，正由于事涉众多人命闹得沸沸扬扬。不但有形的商品有人造假，而且学历与学位证书、干部档案等无形资本也有不少人敢于以假乱真。以致，有愤激的人一言以蔽之：在中国除了掺假是真的，什么都有假的。
由此看来，说中国人有“造假的本能”，也就算不得血口喷人。有人会说建国后的前30年中国就没有这么多假货，是改革开放……殊不知，计划经济时代一般人只是没有造假的经济利益驱动，而那时流行的是政治上说假话，虚报浮夸“放卫星”，还不是“造假”？
中国人为什么有造假的“本能”？
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这话不无道理。中国人见了庙就烧香，见了什么山神野鬼也磕头，少的是笃信，多的是侥幸（心理）；更有“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如西门庆之流，认为只要肯花钱，有钱不仅能使鬼推磨，也能做“功德”贿赂佛祖与菩萨，逢凶化吉。道教则杜撰了司命、灶神和三尸神，恐吓那些有“短尺狭度、轻秤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犯罪记录的人（见《太上感应篇》），其收效甚微。如今的“无神论者”们更不吃这一套，不怕什么因果报应，造假就更肆无忌惮了。然而，欧美信教的人不是占大多数吗？为什么在十九世纪后期也曾假冒伪劣猖獗，以致被称作“镀金时代”？1903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名人传〉序》里感叹道：“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他认为是物质主义与贪欲败坏了人们的思想道德，可见宗教信仰的道德力量在人类社会中都不是那么可靠的。
有人说，中国人有造假的传统，是因为几千年来基本上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乡土社会。我想，这大概是最基本的原因。由于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历来生活在一个狭小的乡土圈子里，打交道的是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在这个范围内玩诈使坏是要现世现报的，他们一般就很本分忠厚；而对一次性交往的外乡人、陌生人，他们就无所顾忌。我在乡村生活多年，很知道乡亲们的双重道德标准，谁偷了本地人的东西会被鄙视，谁偷了或骗了外村和城里人的东西则是精明，可以夸耀于乡亲。如今大江南北都有许多造假村、造假镇，造假者并不对亲友邻居隐瞒，大家一起去骗不知名姓的外地人，谁会骗谁英雄，谁发财谁光荣！
写到这里，想到大规模的造假和售假专业化市场，不能不提到如今的一些地方政府，它们把制售假货当成“超常规”发展本地经济的捷径和法宝。这样的地方官员又何尝走出了“乡土社会”？
说到底，要祛除中国人造假的劣根性，必须加快中国社会的转型，让国人尽早适应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一种开放的广阔的体制中，人际交往没有地域的限制，一切通过公开与公平的竞争；没有信用就没有这种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而没有信用的人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将是一个弃儿。
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规范市场信用信誉，靠政府时紧时松的“严打”和道德教化，在今天局限性很大。运动式的“严打”和行政方式为主的查处惩诫，客观上会带来行政权利过大的负面效应，为权力寻租提供机会，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而道德教化在现阶段收效不大，反而培养了说得好听做起来另一套的两面派作风，让人们对任何质量与信誉的宣言都将信将疑。因此，目前，最主要的是要增加信息的公开性，让老百姓有更多的知情权；同时，对于平常发现的违规违法的欺诈行为加重处罚力度。如重庆市日前决定，为确保百姓吃上放心食品，发现食品生产销售企业一次违规，罚其终身出局。
我相信，只要有了法治的硬约束与信用的软约束，造假这种非市场非道德的“本能”是会被中国人遗弃的。
来源：[海峡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