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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被普遍视为一位经济学家，也许是华人世界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晚年的小凯——这个“晚年”，放在如今大陆随便一个人身上，其实正当盛年——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宪政研究和写作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我曾和朋友编辑一套与宪政有关的丛书，向小凯提出编辑他的宪政文集。我们从未谋面，仅有电子邮件来往，但他慨然应允，并发来全部有关宪政的文章，约有近30万字。我也大体编辑停当。可惜，小凯很快就上了另册，尽管我已做了“技术处理”，但文集迄今还在编辑那里冷藏。小凯也曾追问过几次，我无言以对。想必小凯是带着这个小小的遗憾离开人世的，对此，我的内心至为不安。
根据我肤浅的了解，小凯在知识上主要的资源来自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而这两位，其实都可以视为宪政科学家。斯密的《国富论》所探究的，不是今日大学经济系教授们研究的主题。劳动价值论是个时代性的谬误，分工劳动很伟大，但却只是他后面的宪政科学探讨的一个预备而已，通观全书，斯密致力于探讨的，乃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界限问题。这样的问题，当然完全是宪政层面上的问题。同样，哈耶克自中年告别技术经济学之后，即致力于建立一套有关自由的科学，晚年更着力于普通法自由主义（或普通法宪政主义）理论的构建。
联系到90年代以来的中国，则一个具有洞察力、以追求中国之富强为志业的经济学家，必然会向宪政科学领域靠拢，因为，中国社会从来不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企业家精神，问题仅仅在于，如何约束政府的权力，使之不至于妨害此一动力的正常运转。唯有自由宪政，才可奠定经济长期稳定且公平增长的制度框架。是否认识到这一点，是区分一个经济学家之伟大和琐屑的主要标准，而在所有华人经济学家中，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且确实尝试知识转向者，当然非小凯莫属。——仅此一点即已表明，小凯具有大家、甚至大师气象，其视野、抱负和思想洞见，绝非一般官方的经济发展顾问或学院经济学教授所可比拟。
后发劣势与自由宪政
延续着经济学的思考，小凯在宪政科学上所提出和阐发的最著名概念是“后发劣势”，由此概念，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现代化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的主题：从经济增长，转向宪政制度的发育。
小凯论证说，非西方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但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虽然这种模式短期内相当成功，但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后发劣势。这是小凯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长文的主要结论。他对中国长期奉行的这种发展模式发出警告：“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
“宪政秩序和法治”这些词汇本身，也表明了一种难得的理论自觉。小凯在北大教书时曾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曾长期停留于常识的介绍，以激发人们向往自由的那种激情，但却未能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确保人逢喜事精神爽获得和享有自由。
小凯则通过自己的思考，超越了这一局限，而走上了宪政主义之路。小凯曾在多个场合辨析民主与共和的不同之处。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这样社会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人的自然权力不受侵犯。相反，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
宪政与宗教思考的误区
下面是我的朋友莫之许先生在论坛上的一段话，我想，用来评价小凯在宪政科学领域的成就，可能是比较恰当的：
“2000年曾在一起谈过一个下午，感觉到他对中国前途尤其是政治发展的关心,但客观地说，从当时来看，一则掌握材料不多，一则长期居外，感觉有些疏离，三则最重要的，就是他对政治学的修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深。因此，那天谈下来，感觉小凯在中国问题上的造诣没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比如私有制，比如宪政……大多还是由概念推应然，并无深切之把握。不过。有一点我印象特别深，那就是此前他在哈佛的一年，据他说，是全部拿来读宪政民主方面的书了，可见，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相信他也准备好把余生献给故国了，而以他的阅历、学识，他也必将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可惜造化弄人，天不假年，他所留下的遗憾，实在是太大了。”对此我可以补充一句：据小凯的一位研究生告诉我，就在去世前，小凯仍然在阅读研究宪政课题。
不过，基于知识上的坦诚，我不能不说，小凯的宪政科学研究，其实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而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宪政理论框架。而在已经他提出的若干结论中，也不乏某些偏颇之处，其中最著名的，即他关于基督教与宪政间关系的讨论。
自由宪政与基督教的关系，是宪政科学中一个新兴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兴起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非西方国家。不少人认为，基督教与西方宪政之崛起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因而，类似于中国这样的非基督教国家，如欲建立自由宪政制度，当以转向西方宗教为前提。
小凯本人经过痛苦的心路历程，皈依基督教，从他个人的回忆看，这一皈依信仰的心灵过程，与他对宪政科学的知识性探索过程间，似乎是同步的：他热爱自由宪政，而他发现西方的自由宪政与基督教间似乎存在某种关联，如他所说，“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基督教信仰使社会实现了“爱”与“秩序”，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因而，他的心灵也转向了基督教。而在此之后，他又试图找到更多的理据，从知识上论证为什么基督教有益于自由宪政、有益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功。
不幸的是，这样的思考步入了一个非西方热爱宪政者非常容易走入的误区。原因可能在于，某种急迫心态使得学者过分执着于西方具体经验的观察，而缺乏抽象的宪政科学思辩。自由宪政与基督教之间，并不存在排他性的因果关系。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共和国，也是一个宪政国家，甚至周的制度，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宪政。事实上，宪政制度作为一种自由制度，当可与人类文明经过演化所形成的任何一种古典宗教兼容。
其实，如果杨小凯顺着斯密和哈耶克的思想理路，并对其进行一般性的思考，则完全有可能通向某种普适的宪政科学理论思考，比如哈耶克基于英美经验而提出的“普通法法治国”理论，或者更为晚近学者所提出的“普通法宪政主义”。而当下中国所需要者，正是这样一种抽象的宪政科学理论，而不仅仅对具体的西方宪政史的反思，毕竟，中国人所可追求者只能是宪政制度，而不可能是西方某种具体的宪政制度。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