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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9月3日，《纽约时报》记者问正在美国访问的李鸿章：“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回答说：“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阁下，您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李鸿章很谨慎地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
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得起学，这不仅是李鸿章的梦想，也是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变法图强的抱负。在李鸿章看来，一方面是国家穷，学校少，另一方面更在于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因此他主张学习美国的教育制度。当然，历史没给他时间建立他所希望的新制度。
新中国的建立刷新了只有富人才能接受教育的历史，人民获得解放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穷人家的孩子背起了书包，女孩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和男孩子坐在同一个座位上读书了。尽管有过“文革”的破坏，但拨乱反正很快就使教育体系得以修复。停课的学生又走进了学堂。我们这一代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第三批考学者，尽管家境贫寒，但还能凑合着把学读完。那时候国家还包分配，人们说我们是幸运的一代。
我们就这样幸运着成了家长，也不再担心孩子有一天会上不起学。
然而，当时髦的市场化、产业化的概念也被引进教育系统后，我们这些家长们再也睡不安稳了。不知什么时候冒出的“赞助费”、“择校费”、“联办费”等等七费八费把家长们吓得喘不过气来。这不，前几天陕西一农民就因凑不够孩子7000元的复旦入学费被逼得跳楼自杀了。
有人说，这位家长太傻了，干吗不向银行贷款呢？可银行的款是那么好贷的吗？人家随便找个理由说学生贷款追还难，不给你贷你也没辙，法律又没有强迫银行必须给你贷。人死了，复旦大学说这个钱其实我们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在通知书上写明呢？又有几个家长敢指望天上能掉下馅饼来呢。不过，这位家长也的确有点迂，凑不够钱咱不上大学了还不行，不少家长和孩子不也就选择弃学了，何必非要较这个真呢。再说，人家学校也产业化了，和企业一样是要考虑赚钱的，你既然拿不出这7000块钱，又何必硬撑呢，结果把命都搭上了。
又有人说，可以找国家和社会嘛。国家不是负担重吗，哪能什么都靠国家呢？那就找社会吧，全国100多万贫困大学生，按一个人1万元算需要100亿元才能解决问题，而北京市1999年面向贫困大学生发起的“学子阳光工程”，四年也就搞到81万元，只能让104个学生受益。绝大多数人还得自己想办法。
教育是该改革，产业化也是可走之路，仅靠国家办教育既不现实也不科学，让家长们拿点钱出来资助教育也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家长们该拿多少钱，尤其在贫困的农村，义务教育是打了折扣的，可以说基本上是家长在办教育，即使有个希望工程又能顶多大用呢？况且，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怎么能靠“希望工程”来完成呢。再加上教育系统的腐败，屡禁屡收的乱收费，家长们更是苦不堪言。难道教育产业化就等于高收费化吗？如果是这样，那今天的中国岂不又退回到了学堂只是向富人招手的时代。
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一个国家民族富强之本，日本能从战争的废墟上快速崛起，得益于其教育之功。西方发达国家无不都是教育普及之国。在美国，你的孩子无故不上学，是要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的。他们的义务教育是不折不扣的，保证每个人都能上得起学。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人多学校少，钱紧是事实，但我想，教育体制的僵化和改革的缓慢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
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就在探讨让穷人家的孩子上学的问题，一百年后，我们还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老说，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当农民的孩子想接受教育时，却发现交不起学费，我们还能对他们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