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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9月27日这一天，北京城里有两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在同时召开，而会议的内容又同是审议新股增发议案：一家是宝钢股份(600019)(相关,行情,个股论坛)，其增发方案为拟增发不超过50亿股新股，拟融资规模达280亿元；一家是福田汽车(600166)(相关,行情,个股论坛)，其增发方案为拟增发不超过1.5亿股A股，拟再融资规模为11亿元。结果，“圈钱”多的宝钢股份的增发方案获得流通股股东的表决通过；而“圈钱”少的福田汽车的增发方案却遭到了流通股股东的否决。面对这一表决结果，难怪有市场人士为福田汽车“叫屈”，认为福田汽车是一个“冤大头”，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投资基金无疑是这一“冤案”的制造者。正如笔者此前对宝钢股份增发方案获通过一事所发表的评论时称：宝钢增发获通过，是投资基金出卖了中小投资者。因为在宝钢的股东大会上，共有约8.29亿股流通股股份参与了表决，结果其中7.27亿股投了赞成票，占到有效股份总数的87.6598%；而只有约650万股投了反对票，占有效股份总数0.7819%。很显然持有宝钢股份4.4亿左右流通股的33只投资基金的态度成全了宝钢的新股增发方案。而福田汽车增发方案胎死腹中，同样也是投资基金一手造成。根据福田汽车发布的公告显示，出席福田汽车9月27日股东大会的流通股股东代表共有27名，持有4433.4万股流通股，结果在流通股股东对有关增发的多个议案的表决中同意票均未超过30%。如对“发行不超过15000万股发行数量”议案的表决时，流通股东425.8162万股同意，0股弃权，4007 .6053万股反对，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流通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6%。而福田汽车的半年报显示，公司前10大流通股股东持流通股34.25%。前9位中有6只证券投资基金，1家QFII，两只社保基金组合，共持有其5198万股流通股，占总股本11.39%、流通股的33.32%。其中，最多的华夏成长持有1552万股占3.4％，同益1069万股占2.34％，银丰788万股占1.73％，全国社保基金-零七组合519万股占1.14%；鸿阳401万股占0.88％。而福田汽车的增发却只获得425万股流通股股东赞成票，很显然，这前五大流通股的投资基金没有一家赞成福田的方案，因此，投资基金显然扮演了福田汽车增发方案的“杀手”角色。
同样是增发方案，而且还是在同一天表决，甚至福田汽车的融资规模甚至还不到宝钢股份的4%，结果，融资280亿规模的宝钢股份的增发方案获得了投资基金的赞成，相反仅融资11亿规模的福田汽车增发方案却被投资基金给枪毙了，投资基金为何会作出厚宝钢薄福田的选择来呢？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二者的市场地位不同。虽然都是基金的重仓股，又都在去年的蓝筹股行情中一起获得市场的青睐，但二者的市场地位显然是不同的。作为宝钢股份来说，无疑是一家大型国企龙头企业，其总股本125亿股，其中仅流通股便达18.77亿股，也正因如此，在证监会积极支持大型国企做大做强的背景下，宝钢的增发便成了证券市场支持大型优秀的企业在国内上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据市场传言，在证监会排定的大型企业国内上市名单里，宝钢股份的增发实现整体上市，就首当其冲，被认为是打响大型企业上市的“第一炮”。而福田汽车在这一点上显然难望宝钢颈背，其总股本不足5亿股，流通股本只有1.56亿股，显然在大型企业中，福田汽车是排不上号的。而正是这种市场地位之不同，这就决定了它们之间的不同命运。
其次是管理层的重视程度不同。正是由于市场地位的不同，因此，作为管理层来说，对于二者增发的命运的重视程度也就不一样。对于福田汽车来说，管理层基本上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福田汽车增发的命运如何，全由流通股股东来定。而对于宝钢股份的增发来说，证监会显然是亲自出马为其保驾护航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证监会特意为了宝钢的增发而对《基金法》的歪曲与篡改上。本来，根据今年6月1日开始实行的《基金法》中第五十九条第六款规定，基金资产不得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由于宝钢的增发需要组织一个庞大的承销团来承销，因此，根据《基金法》的这一规定，相关的基金公司将不得参与宝钢增发的申购。然而，为了宝钢增发能得到投资基金的支持并让投资基金参与到增发中来，以便宝钢增发能顺利完成，中国证监会急宝钢之所急，想宝钢之所想，在给宝钢增发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提交的“基金参与证券发行受到限制问题的建议”复函中，竟然肆意歪曲《基金法》，践踏法律尊严，声称基金财产可以买卖（一）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控股股东在承销期内担任副主承销商或分销商所承销的证券；（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非控股股东在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作为监管机构的中国证监会为了宝钢的增发不惜越权犯法，其对宝钢增发的呵护程度由此可见。如此一来，这宝钢增发当然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了。
其三，两家公司对基金公司开展公关的力度不同。在增发方案提交流通股股东表决的情况下，重仓持有两家公司股票的投资基金显然成了决定方案成败的关键因素。于是按惯例，两家公司需要对投资基金开展公关工作。而在这一方面，宝钢股份显然做得比福田汽车出色得多。登门拜访，听取意见，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宝钢公司的高管们基本上都在全国各地的基金公司公关，关于这一方面的报道也频频见之于报端。相反，福田汽车在这一方面则显得风平浪静得多，虽然福田汽车有关人士称，福田汽车也与包括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事先进行了沟通，但公关的力度显然不如宝钢股份。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基金投了福田汽车的反对票也应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其四，两家公司增发之受益人不同也决定了投资基金会有不同的选择。两家公司的增发虽然都会给承销商带来收益，但由于增发规模不同，福田汽车增发能够给承销商带来的受益面显然没有宝钢广泛。福田汽车的发行规模不超过15000万股，无需组建承销团，其给主承销商与分承销商所带来的受益面有限。而宝钢由于发行规模达到50亿股，需要组建一个庞大的承销团队，因此给分承销商带来的受益面显然大大超过福田汽车。而作为这些分承销商的券商来说，它们又往往都是基金公司的发起人或控股或参股大股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大股东的利益，作为投资基金来说，也会选择支持宝钢而反对福田汽车增发的表决。
其五，福田汽车业绩的下降也是公司增发方案遭遇否决的重要原因所在。虽然同是蓝筹股，但在业绩上福田汽车与宝钢股份今年上半年交出的答卷却是明显不同的。作为宝钢股份，今年中期每股收益0.38元，较去年同期的0.30元增长26.67%，表现出了一定的成长性。而福田汽车则没这么幸运。中期每股收益0.143元，较去年同期的0.314元下降了54.46%。在福田汽车业绩大幅大降的情况下，作为投资基金来说，不能不对公司的增发前景表示担心。
其六，福田汽车增发方案本身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在增发价格的确定上，福田汽车的增发方案规定， 本次增发价格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前20个交易日收盘价的算术平均数或前5个交易日收盘价算术平均数，下限为上限的一定比例。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网上对社会公众投资者(含原社会公众股股东)和网下对机构投资者累计投标询价的结果，与主承销商按照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协商确定。这一定价方法较之于宝钢股份的“以股权登记日前30个交易日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为基准，询价区间为基准值的80%-85%”的定价方法来说，显然是缺少吸引力的。而更加重要的是，召开股东大会前一个交易日，福田汽车的收盘价只有6.37元，而福田汽车拟增发不超过15000万股的募集资金却拟达到11亿元以上，其增发价格显然需要达到每股7.30元以上才行，而这一价格显然超过了目前的市场价格。因此，要满足资金的需求，就必须以超过当前市场价来增发，这种增发的结果显然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按确定的增发价格的确定方法来增发，又难以募集到所需要的募集资金，面对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方案，投资基金自然也就要投出反对票了。
其七，投资基金为了自身的“中小投资者代言人”身份也必须有所选择。自从去年的“招行转债风波”之后，投资基金虽然没有能够阻止招行发行可转债，但却赢得了中小投资者的信任，并获得了“中小投资者代言人”的美名。但对于上市公司的增发，特别是在大市低迷背景下的增发，中小投资者往往都是视同“圈钱”，要坚决投出反对票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代言人”的投资基金，面对两家公司的增发方案，不能不有所选择。作为宝钢的增发来说，明显是受到证监会的“保驾”的，而且宝钢股份也通过修改增发方案向投资基金送来了“橄榄枝”，于是，即看“僧面”，又看“佛面”，投资基金也就只好投了宝钢增发的赞成票，牺牲一回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福田汽车的增发，一无“僧面”，二无“佛面”，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基金为了保留住“中小投资者代言人”这个美名，也就只能牺牲福田汽车的增发方案了。否则，如果两家公司的增发方案投资基金都投了赞成票，那么，投资基金就很难在中小投资者的面前混下去了，这对投资基金自身的发展显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此，为了保留住“中小投资者代言人”这份美名，投资基金也不能对上市公司的增发方案全部都投上赞成票，需要牺牲部分上市公司的利益。而福田汽车的增发方案显然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