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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初央行公布的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首次以较大篇幅讨论房地产价格可能上涨，并且提出“必须高度关注房地产价格”。仅在月余之后，建设部的房价上涨预警再次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由其出台的报告指出：“今年前八个月，房价同比增长13.5%，房价上涨过快问题仍需引起高度重视”。13.5%显然和宏观调控有关。央行的报告指出，房地产贷款、投资总额的增幅都出现回落，而与供给缩小对应的变化必然是此类产品的价格上扬。以此来看，房价上涨尽在情理之中，那又为何引发有关主管部门及舆论的高度关注呢？
因为商品房所承载的社会属性正日益覆盖着其市场属性。建设部在9月20日发布的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中特别提到，“部分开发企业利用政策和市场信息不对称，恶意炒作，部分消费者跟风，造成局部地区、个别项目房价短期内非正常上涨”。表明了建设部对一些地产商们的不满。自121号文件以来，以及8.31土地协议终止的变动，来自于一些房地产商有关“房价必然上涨”的声音异常活跃。
商品房也是商品，是商品价格就应该有升有降才正常，但这敏感的房价，一向只涨不跌。岂不奇怪？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银行个人信贷的支持，这些解释与坚挺上升的房价之间的关联，其实都变得越来越模糊。人们应该看到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住宅成为商品的真正起始年度，是终止福利分房之后的1998年。在最初几年中，商品房的消费仅活跃于处于购买力塔尖部分的小众群体，套用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先富起来的人”。在经过近6年的发育之后，商品房的消费社会化程度大为提升，业已不再是大众无暇关注的奢侈消费品。而房价的高低，亦即成为人们衡量自已收入水平所处社会维度的一个重要参照物。
有关个人资产的构成，最重要的通常为两部分：一是有价证券，二是不动产。令国家尴尬的是，在个人资产积累的通道上，目前国内的有价证券投资几乎是系统性“缺钙”，这就把商品房推到了近乎“惟一可选的大宗投资品”的境地。这同时意味着，商品房成为了社会财富分配流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载体。
如果说商品房事实上成为“消化”社会财富的关键容器，那么房价则是插在这个容器中的温度计，其高低变化，岂能不敏感？
国际物业顾问戴德梁行新近的调研表明，作为国家重点调控的杭州市，房价仍旧保持了连续12年的只涨不跌，上半年商品房整体均价比上年度每平方米上涨1000多元，高档住宅均价已近万元人民币，市中心部分楼盘最高价每平方米接近2万元。杭州已成为继上海、北京、深圳后的第四个高档住宅均价万元的城市。
杭州市国土局原局长朱寅传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直言，购买杭州商品房的人中，本地人不到50%，而外地人以温州人、台州人居多。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当资本流入从而驱动当地地产市场走高时，房地产价格已变得与当地人的收入毫不相干。一位杭州的记者如此描述发生在这个城市的变化：“那些有钱的温州农民刺痛了悠闲的杭州人，真正的杭州人都被挤出杭州城区了。”
房价难降的原因正在于此：购置商品房，成为跨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一条捷径。商品房的销售，并不因户籍分别而有所差异，这令杭州周边“先富起来的人”蜂拥而进他们向往已久的大城市。对于京、沪、深而言，这样的情形同样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时，房价之所以敏感，实际上已与其商品属性没有多少关系了。
那么，加大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比例是不是一种解决方案呢？通过调整市场结构，一方面满足更多的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另一方面缓解房价上涨的压力。如果说这样的调整比较容易奏效的话，同时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提供大量的无地价的划拨土地，但目前地方政府的豁免土地出让金的“让度”能力又有多大呢？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在较长时间内逐渐调和解决的问题。
如此看来，房价上涨的趋势并不是可以轻易逆转的事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通过合理的方法使其在一个基本可以接受的程度和速度之上平稳运行就应当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追求目标了，而且当把精力集中于房地产行业自身进行运作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时，就应该从外围多想些办法了，或许要从大环境出发，从调整社会结构出发才可能得到根本转变。当下比较紧迫的问题是要化解房价不断上涨带来的社会紧张情绪。毕竟，房子是造给全国普通民众的，是要让人人居住有其屋的，如果一定要强调它的投资属性的话，那也得把大多数人都有能力掌握这个工具当成一个远大的目标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