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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吹响重组号角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都遵循“改两头，带中间”的思路，“两头”就是四大国有银行及农村信用社，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就在中间。现在，银监会突然一改常态，吹响了加快城商行重组的号角，并不顾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上市还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就在中间地带开辟了又一个战场。
“我们要争取用1年左右时间消灭经营状况较差、各项监测指标不符合监管要求的第六类行，争取在3年时间内完成高风险城商行的风险处置工作。”这是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2004年8月31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城商行董事长培训班上说得最严厉的一句话。他首次对112家城商行的头头们使用“消灭”这个词。
此前，监管部门根据城商行经营管理情况、各项非现场监管指标和日常监管情况，对全国城商行进行了六个档次的分类。
9月7日，距离唐双宁的讲话仅仅一周，银监会又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名为《加强监管，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的公告，公告强调当前及今后几年，城商行主要的发展方向是重组改造和联合。银监会鼓励城商行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市场规则和自愿原则实施联合重组，进而突破单个城市的限制，实现跨区域发展。
紧接着，9月18日，在河北廊坊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地方金融论坛上，唐双宁第三次强调了城商行“联合、重组及退出”这一主题。会后有参会人士向《商务周刊》透露，银监会下一步将会找各城商行所在地的市长谈话，进一步推进重组工作。
观察家认为，银监会对城商行的改革突然提速，是因为此前城商行进行的联合重组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阻力，而对整个金融一盘棋的改革来说，监管当局并不希望在2006年整个银行业开放到来之前，城商行的状况还依然“漏洞百出、不堪一击”，成为当局头疼的风险点。
行政壁垒导致行政主导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把1995年组建城商行看作决策层对城市中小金融机构的第一次重组，那么现在城商行之间的联合重组则是决策层痛下决心推行的第二次重组。
1995年，国务院决定组建城商行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化解城市信用社积累的金融风险，维护地方经济稳定。于是，已经负债累累的城信社便以“城市区划”为单位“捆绑”成城商行，地方财政以一部分预算资金参股城商行，当时规定地方财政入股城商行的最高比例为总股本的30%。同时，央行规定单个企业入股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0%，个人不超过2%。于是地方政府赢得了相对控股地位，这也决定了城商行日后会成为地方政府干涉最大的银行。
当时这种带有很强政策导向和政府干预色彩的重组，导致了现在城商行二次重组很难通过市场手段完成。“因为原来就不是一个市场化的治理结构，你现在按市场手法调整它的治理结构就很难。”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他赞同城商行重组必须有更有力的行政主导才能深入。
事实正是这样，虽然银监会一再鼓励城商行按照“市场规则和自愿原则”实施联合重组，但在现实的操作中又被迫返回到“行政主导”的老路上。
2000年4月7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史纪良就首次指出：“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是个趋势，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城市商业银行的重组。”从那时起，城商行之间走联合重组之路已经没有政策障碍，主要取决于省、市政府的决心与态度。但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出现城商行跨区域成功的先例。
2002年底，成为市场关注焦点的跨区域银行――淮海银行并未顺产。按当初设想，淮海银行由江苏北部、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的17家城商行组建，预计合并后资产总规模将达500亿元人民币。
这一设想的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17家城商行的大股东都是当地的政府，他们在组建这样的银行中的责、权、利难于划分。曾经倡导淮海银行的淮安市商业银行董事长陆岷峰后来承认，跨区域联合经营必须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地方政府能否放权，另外，由于城商行资质参差不齐，落实到操作层面有许多矛盾必须事先解决。
继“淮海银行”之后，上海银行企图跨省收购马鞍山市商业银行和芜湖市商业银行，但最后也不了了之，原因同样是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不好协调。
现在，城商行在本省域内的跨区经营被普遍认为是比较现实的做法，毕竟这样做的障碍相对较小。9月8日，有消息传出：安徽省内合肥、芜湖、马鞍山、蚌埠、安庆、淮北6家城商行正在筹划一个重大的商业重组，即由合肥城商行牵头，在重组上述6家银行的基础上，最终合并成为一家业务覆盖整个安徽省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与安徽类似，浙江8家地方性城商行，包括杭州、宁波、温州、台州、绍兴、嘉兴、金华和湖州城市商业银行，也在浙江省城商行监管工作会议暨城商行第十三次行长联席会议上表示出“抱团”意向；更早以前，长沙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发展，也意在最终组建“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区域性银行”。
> “但直到现在，城商行最大的动作还只是联合发过银行卡。”一直关注并研究城商行的上海银行发展研究部张吉光告诉《商务周刊》，目前各城商行的合作还仅停留个别产品的层面，深层次的资本重组并没有开展。
> 记者在采访目前正在推进的案例中也感到，城商行的联合依旧困难重重。安徽省合肥市商业银行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向《商务周刊》证实，联合的消息只是从省里传出，还没看到实质性动作。他坦承，要平衡几家城商行所在市政府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关系十分艰难：人事上――各城商行的董事长、行长目前均由所在地的市委组织部任命，一旦联合经营后，人事任命由谁负责？税收上――由于城商行每年对地方财政的贡献都不小，联合经营后的税收是否流失？控制权上――地方项目在城商行联合经营后，是否要经过总行审批？这样会不会导致城商行对当地经济支持减少？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来自省政府和银监会甚至更高的行政力量才能拍板。
警惕地方政府负债
不过，“地方政府不积极也不行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随着银监会监管方式的变化，对城商行也会按照国际标准严加要求，而以城商行目前的资产状况来看，前景实在不容乐观。
按现行银监会的有关规定，商业银行对单一客户的贷款集中度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0%，前10家客户的贷款额度不能高于50%。但实际上，几乎全国所有的城商行，对单一客户的贷款，都大于10％。有30多家大于100％，有的甚至达到了1000％，这意味着一个客户出现问题，这个银行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这种状况的背后，其实跟关联贷款相联系。”巴曙松指出，地方政府作为城商行的控股股东，往往通过关联交易把贷款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投资。
这有它合理的一面，因为地方政府承担了地方的很多责任，但是没有相应的资金来源，又不允许它发市政债券等等，这就促使当地政府动用城商行的资金。但更糟糕的是，由于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是中长期贷款，这就导致城商行短期资金长期运用，于是城商行的流动性风险产生了。
在这种方式的经营下，城商行的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和风险准备金一直是一个“谜”。
根据银监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04年6月底，全国共有城市商业银行112家。现有营业网点5154个，从业人员10.7万人；合计资产总额15278亿元，其中贷款余额8488亿元；净资产合计528亿元；总负债14750亿元，其中存款余额12272亿元。资产流动性比例48.63%，备付金比例10.15%。按照五级分类口径初步统计，不良贷款余额1192亿元，占比14.08%。
以上数字并没有完全反映城商行的处境，一个流行的说法是，目前各城商行至少还有3000亿～4000亿元不良资产没有消化，一些城商行的不良资产比例还在5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0%～80%。
资本充足率的情况更是让人担心。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曾测算，2003年6月份，全国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仅为5.92%，如果是说要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当时112家城商行总共资产才9645亿，大概就有6000亿的资产是风险资产，需要480亿的资本来补充。
面对“后院已经起火”的数字，一些城商行在“前面”还希望以扩大资产规模掩盖资产质量差的状况，于是又酝酿了新的风险。2003年，城商行资产扩张增幅达到25.8％，比全国的金融机构要高近10个百分点。
对此，巴曙松认为有一种现象应该引起警惕，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城商行形成负债――由于金融行业有一个风险滞后的特性，城商行现在放出的贷款可能20年以后才会体现，但对政府官员来说，政绩是任期内的，而偿还风险是下一任的。因此，地方政府甚至通过干预或设立投资公司，绕过《预算法》和《担保法》的约束，事实上形成了地方政府的负债。
不过他还肯定地说，城商行是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它很难像四大国有银行一样，获得中央政府通过再贷款、票据等等支持，因此，它只能依靠自身的经营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否则就只有“重组”一条道。
分化与调整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2006年的大限将至，银监会按照国际化标准严厉执行监管，再加上目前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实质性突破，将使良莠不齐的城商行的实力格局发生突变，也意味着全国112家城商行将进入一个全面的“洗牌”阶段。
“城商行的差异性远远大于它的相似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一再向记者强调，城商行无论是在跨地域，还是政府介入程度、经营效益、风险管理水平，差异都非常大。这也就决定了各家城商行未来的命运有所不同，有的要考虑跨地经营，有的还需进一步规范化，有的则面临退出。
“城商行的分化”其实是巴曙松最近在大量调研城商行后的一个总体印象。他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之前，主持了9月18日重点面向城商行的第八届全国地方金融论坛，并刚刚完成了一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与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共同组织进行的城商行发展问题专题研究。
巴曙松告诉记者，在112家城商行中，不良贷款低于15％，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只有30家左右，这就是银监会所说的第一类；而资本充足率为负数，不良资产相当高，而且风险准备金提取严重不足的，也有十几家，这些可以说是技术性破产的机构，也就是银监会强调要退出的第六类。这两类之间，如果按照不良资产的规模和提取的准备金率计算，有数百亿元的差距。
城商行的分化还体现在经营地域上。由于城商行一直是“单一城市”的经营模式，而如果一家银行仅被允许在同一城市开展业务，它所面对的风险从整体上来讲将是既定的，它受当地的客户基础、信用环境、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因此，东、西部城商行之间差距非常大。
一般来说，东部城商行的平均利润在2～3亿元，而中西部则只有几百万，甚至亏损；东部的不良贷款在3～5％，而中西部则20％以上甚至更高。这主要是因为东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经济比较活跃，所以城商行较容易找到自己的客户定位――健康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与亚洲开发银行关于城商行的联合研究来看正是如此：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城商行给民营企业贷款的比例都在70～8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给国有企业贷款还是主要的，达到30～40％以上。
巴曙松认为，这种分化的状况也反过来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干预程度、进入程度、干预方式有所不同。地方政府在东部地区的经济资源比较丰富，所以它不依赖城商行作为资金的主要来源，它的税收、地价就足够它承担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了。但在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缺少资金来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商行充当了“二财政”的角色。正是因为这样，地方政府在其中的定位非常重要，它如果坚决不赞成城商行联合重组，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
可以说，城商行重组的长远目标，就是为了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但从国务院研究中心金融所调研的情况看，几乎所有的城商行，它们主要的经营层基本上都由政府直接选聘、派出。同时，很多地方城商行董事会和经营班子或者法人代表和经营负责人都是合二为一的，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业法》的要求。
>因此，怎样保证不出现政府干预城商行的经营决策，抵制关联贷款和利益输送，这在组织架构上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调整。用巴曙松的话说，“这将是一个功能定位、市场定位、职能定位、责任和权利重新调整的过程。”
种种迹象表明，城商行的重组已经在加速，并逐步呈现出几条“整编”的道路：第一，就是城商行相互之间“抱团结盟”。第二，就是改编融入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三，就是傍上外资，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第四，引入民营资本。
8月18日，浙商银行在杭州挂牌经营，浙江商业银行吸收了13 家民营企业入股后摇身一变，成为全国第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商行由此变成111家。
9月初，兴业银行将全面收购佛山市商业银行的消息不胫而走，佛山市商业银行将被兴业银行收编成佛山分行。
9月6日，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宣布其收购济南市商业银行股权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9月8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第八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2004国际投资论坛”上透露，加拿大丰业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入股西安市商业银行已经获批。
……
值得提出的是，无论是现在安徽、浙江等联合的案例，还是外资或民营资本进入的案例，都是一些资产状况相对较好的城商行。但实际上，最需要引入资本化解金融风险的恰恰是那些资产质量不好的城商行。对于这个无法回避的矛盾，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