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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所带动的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
● 当前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中，一方面缺乏长期的资金来源，只好用短期资金来长期运用，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长期资金找不到使用渠道，因此，进行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十分重要
● 从发展的方向来看，应该拓展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开辟长期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重点吸收民间资本
● 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资源动员能力的城市及其政府，必然有不同的融资设计方向，基本的原则就是尊重市场，促进市场的健康、公平、平稳运行
非常高兴有机会就基础设施的融资框架问题跟大家交流一些看法。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北京的交通状况非常拥挤，特别是上下班的时间，幽默的北京人说，“北京不仅是首都，‘还是首堵’”，我每天开车堵在路上的时候就在想，什么造成了如此低效率的基础设施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非常落后的、低效率的基础设施融资体系，缺乏一个有效的金融支持，使得有巨大商业机会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时也有巨大的金融资源的北京，却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低效率。马克思说，如果没有股份制这种新的融资形式，铁路的发展就不会那么快捷。同样，如果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沿用那种建设二环等完全由中央财政斥资的低效率模式，北京的拥堵不太可能有效缓解。或者说，堵车表面说堵的是交通，实际上体现的是金融方面的拥堵和金融资源配置的不畅。
这就是我今天希望演讲的主题：“建立多元化的基础设施融资框架”。
我想分几个方面来讲：第一，在整个城市化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而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它特定的资金密集、建设周期相对较长、投资风险相对较大等的特征，使得融资方案的设计、融资渠道的开拓成为最为重要的方面和内容之一；第二个内容就是中国当前的基础设施融资的基本现状；第三就是它发展的趋势。然后我选择国内的不同地区，对他们在进行基础设施融资中形成的不同的模式，进行一个比较；最后我想对发展基础设施融资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几点参考性的意见：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以研究城市化作为一个研究的专业，取得了很多成果。近年来、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是城市化。衡量城市化的主要指标是城市化率，什么叫城市化率？就是在城镇生活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03年底，我们达到了40％左右，同时在2003年我们还达到了另外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就是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指标联系起来看的话，在人均GDP达到一千美元的这些国家，它的城市化率是多少呢？平均在50％左右，还要多一点，我们就算做50％。接下来问题就产生了，因为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我们在未来的十年内达到目前世界上人均一千美元地区的城市化率的水平，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我们把人口成功的控制在十四亿，我们的城市化率增加十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未来的十年，中国至少要有1.4亿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居住。这是史无前例的，是非常剧烈的经济过程，不仅会改变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版图，也会改变全球很多方面经济运行的格局。去年为什么全世界的钢铁涨的那么快？为什么运费涨得那么快？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带动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汽车住房的投资，进一步带动了钢铁、水泥这些行业。1.4亿意味着什么？1.4亿意味着在未来的十年，新增的人口如果组成的城市会出现十个北京这样的城市，这其中所蕴藏的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需求，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同时也成为考验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城市能否吸收这些新增人口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寻求相应的融资安排的重要课题之一。能够比较好的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的城市，就能够比较好的吸引这些转移到城市的人口，那么它在中国整个城市带中的重要性就要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能简单的仅仅说哪些城市是直辖市？是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局级城市、处级城市，实际上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这些级别并不重要，经济上的重要性是决定性的。大家如果到苏南去调研就可以发现，苏南这些地方的县级市市委书记，如果是要给他提拔到省里去，到南京去，他往往会想很多办法不愿意去，这是由经济上的重要性和行政级别的重要性相比较，经济上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所决定的。
上述是从一个比较低的增长速度来估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从1985年到2002年，我国的城镇人口平均每年递增4.2％，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递增6.2％，高出城镇人口增长率的2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在在未来的二十年之内，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计，如果我们的城市化率按1985年以来的速度增长上去的话，意味着一个更大的数字，意味着在2020年我们的城镇人口会达到10.5亿人，比2002年的5.5亿人高出一倍，按照1985年以来城镇扩张的速度，城区建设面积将达到7.7万平方公里，与2003年的2.6万平方公里相比，翻了两番。
无论是我刚才做的一个最基础的预计，就是未来十年至少1.4亿人转移到城市，还是我按照实际上1985年以来增长的速度的预计，未来二十来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可能意味着城镇生活的人口要翻一番，城区的面积要翻两番，在这两种情景下，都意味着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融资，基础设施的融资就显得至关重要。实际上，伴随着我们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基础设施的投资占GDP的比率在不断的上升，上个世纪的80年代，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大概仅仅在4.4％，到九十年代迅速上升到7.5％，目前大概在8％到9％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在可预期的将来，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会超过GDP的13％，伴随着城市化的进展，所需要的巨额融资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城市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动力，会显著的改变中国的经济版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必然需要巨大的融资，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形成不同形式的城市病。具体到北京来说，就是，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中央拨款这种原始的融资方式建地铁，可能北京再过十年（地铁）也就是1号线2号线。所以大家不要老是抱怨说，北京的交通就是这样，车辆太多，人太多，没有办法。实际上不是没有办法，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其中包括合理的符合市场要求的融资办法。这是第一点。
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介绍一下中国当前的基础设施融资的现状。我刚才说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从4.4％迅速提高到目前的13％左右，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基础设施融资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伴随着我们整个经济的转轨。我想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基础设施领域融资从纯计划的融资方式逐步转向初步具备市场化的融资框架，转轨初步完成，但是还处于十分初级的发展阶段。由早期的政府完全计划控制、财政预算支付，由于受主观上财政能力有限、客观上民营资本迅速崛起的影响，融资方式慢慢转向以财政资金主导、市场资金配合的时期，银行资金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现在银行融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同时有资本市场、信托投资和各种不同形式的地方投资、中央政府投资共同参与到基础设施融资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比较初步的多元化融资框架。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02年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1.2万人民币，2003和2004的这种增长速度肯定还是非常快，其中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的权益和债务资金，国内银行的贷款，地方发起人的权益资金，很多市场化的渠道也会发挥作用，但实际上规模非常有限，比如说从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比如发行这种信托计划，规模很有限，我简单的围绕不同的主体来做一个介绍。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目前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是比重在下降，其中主体的资金是预算内的资金，比如投资于水利、林业、铁路交通等等。中央的预算建设项目，是由项目的承担人从财政部门计划划拨建设资金，这整个大概占10％以上。另外，中央政府还包括一些预算外的资金，这些资金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它的收取，同时安排使用，但是并没有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这个预算外的资金大概在是数百亿元，规模会少于预算内的。然后还有一些贷款贴息，主要是对中央级别的大中型的在建项目，科技部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设施，这些会有一些贷款的贴息。目前根据规定，贴息最长不能超过五年，贴息的利率不能超过3％，第四个就是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包括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由国债带动的、或者是转贷给地方政府的项目。还有就是长期的建设国债，中央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之后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了一些长期的建设性国债，大概每年都是上千亿，这些国债的权益资金占整个投资成本大概在30％左右，相应的还安排一些银行的配套贷款，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来自于政府一方面的投资，它依然很重要，但是它正在逐步转向引导性的。比如象国债资金配套配套银行的资金，没有这些国债资金的前提投入，银行的大量配套资金是很难进入的。
我们说的第二个部分是国内银行的贷款。国内银行的贷款为基础设施进行贷款融资到底占的比重多大，不同的银行口径不一样，但是大概的比例应该在四分一左右，其中也包括一些地方政府推荐的基建项目，包括一些中央政府鼓励国有银行，利用财政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的配套贷款。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98年到2002年贷款累计达到了1.2万亿元。
现在商业银行为基础建设提供的贷款中蕴藏着风险。随着政府的逐步退出，靠银行贷款支持基础设施投入有它的必然性，因为我们国家的金融资源主要掌握在银行体系的手里，但是这种单纯依靠商业银行贷款为基础设施融资的格局也蕴藏着非常大的风险，这是由基础设施和融资所需要的资金特性所决定的，比如资金的长期性和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短期性的矛盾。根据我们的贷款通则，商业银行发放的长期贷款一般不能超过十年，超过十年的贷款要向人民银行备案，所以一般都是三、五年的样子，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建一条道路需要十年、二十年，短期资金长期运用是不配套的。现在主要的一些城市商业银行，是由地方政府来控制的，有很多城市商业银行非常集中的为它所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这其中蕴藏着几个大的风险，第一，集中度风险，作为银行基本的一个风险资产管理的原则是分散，再分散，如果对单一项目的投资过大，本身就蕴藏着极大的风险，因为可能一个项目出现问题，足以导致银行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国家的商业银行监管原则都要求贷款必须控制集中度，单一贷款占的比重不能过高，前十个贷款户占的比重不能过高。第二个关联贷款的风险，是地方政府控制着城市银行业，城市商业银行为地方政府大量贷款。第三个是利率风险，长期贷款在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阶段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所以我们说，商业银行为基础设施融资，有它的必然性，但是随着这个市场的不断发展，它所蕴藏着的风险越来越大，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企业，或者政府背景支持的一些企业。大多数的企业或者是基建项目的发起人，与各级政府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和联系，他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很多权益资金跟前面几种资金来源不一样，它可能是通过卖地，通过国有资产股权的转让，包括一些收费，大概也占到20％左右，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比如说比较有名的上海久事集团，也有一些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都是这样。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国外资金，包括一些直接投资，其中也包括一些借款，其中大部分是长期贷款形式，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可能是通过直接投资，比如外商的直接投资，包括在股票市场直接募集。比如我们在香港发行的一些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型股票发行，中国电信筹集了118.8亿港币，美兰机场，郑州燃气，类似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在海外发行，有，但是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在基础设施里面，跟我们前面几种分类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就是2003年以来迅速蓬勃发展起来的信托。包括一些股权的信托，这些性质的融资，比如说以信托为框架发行信托计划的，像隧道啊，铁路啊，都有做类似的项目，2003年信托大概筹集了80个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121号文件”之后，促使信托补进房地产市场的这一个业务空间，还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
接下来就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长期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中新的基础设施类筹资额占整个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比重并不是很大，但是在一些上市和筹资规模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它尽管占整个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它占股票市场的投资额的比重不少年份都占20％左右，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如说一些港口、航运、通讯、电力，这些股票在这一轮的宏观调控里，成为市场比较追捧的重要行业之一。企业债，特别是长期的企业债券也是基础设施融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从1999年企业债由国家发改委管理之后其实主要就是为基础设施投资来筹资的，但是它占整个基建项目的比重不到2％，范围很小，发行的主体主要是一些有政府背景的能源、电信、交通的大型国有企业，有的是中央企业，或者是它的分支机构，有的是地方有政府背景的城市的投资发展公司。根据我们的《预算发》，地方政府是不能有债务的，所以它需要通过组建一些公司的形式来融资，包括商业银行的贷款，一些经过允许的债券的发行。比如重庆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上海有久事公司、上海浦东发展公司等。2003年大概发行了15支债券，基本上都是用于基础设施的，都属于我们前面所讲的几种类型，但是它占的比重，发行额大概有358亿，占整个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非常小。
所以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就是：当前的中国基础设施融资，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个从完全计划式的投资融资方式逐步转向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融资方式，从初级的完全的计划投资转向计划主导银行贷款配套的过程，现在初步具备了多元化融资的渠道，但是主导性的还是银行贷款，或者政府，或者政府背景的这些企业的投资，其他的一些多元化的，比如信托呀，债券呀，其他类型的融资形式，占的比重非常有限，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银行贷款，它的比重占的越来越高，但其中蕴藏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从而促使我们寻找新的融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