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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单是以往相对被动的“开门纳客”、招商引资了，随着国内经济开足马力向前拓进，在技术、管理、能源等等方面都需要更主动地向外界汲取资源，这就必然转变为积极向外，发掘合作机会，建构海外的互动基础。在越来越开放的当代世界，积极向外的需求刺激着中国更敏锐地捕捉合作空间，更有耐心、更讲方法地与其他国家沟通谈判。在这种心态和视野之下，中国不难发现，对她这个市场国家而言，全球格局中的合作空间弹性很大，只要善于外交，应该可以有所作为。
石油问题就是这样。这段时间石油无疑是全球经济圈的焦点。10月1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的收盘价已经接近每桶54美元，连续五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收盘新高。而在今年7月初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尤科斯面临停业危机之时，原油期货价格刚攀上每桶43美元的高度；稍远一点的1999年，国际原油价格还只是现在已经让人感觉很遥远的每桶12美元。
目前石油价格几近疯狂的涨势，固然与尼日利亚石油工人罢工、墨西哥遭遇飓风袭击以及巴西、伊拉克等产油地麻烦不断有关，也与炒家趁火打劫的投机有关，但这五六年以来的直线上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供求结构的改变，石油需求已经超过了以往的供给水平。而最引人注目的两个买家，便是经济高速成长的中国和印度。
目前中国即将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而且按照国际能源署ＩＥＡ的评估，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对海外石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一般估计，到2020年，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将超过50％，甚至达到60％，超过美国目前58％的水平。更有人估算，50年之后，这一进口额将会达到90％以上。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前景无疑非常严峻。就近期而言，由于目前中国有三分之一强的原油需要进口，如果原油价格上涨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亦将受到影响。
近年来，中国几大石油企业已经在拓展石油资源方面使出浑身解数，既在本土积极挖潜，也在海外四处寻求开发机会和长期油源。但石油之所以在当代被称作“魔鬼的眼泪”，就是因为它紧扼一国经济成长的咽喉，而成为国际政治竞争中的兵家必争之物。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的业务发展，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国际政治竞争的影子。其中日、美介入中俄石油管线方案是最著名的例子。
不过困难并不是不能突破。如本报9月27日社评《中俄推进合作 石油不是问题》所指出，尽管安大线、安纳线多有波折，但后冷战格局下中俄双方积极寻求合作的大势决定了，石油还无法构成两国推进合作的障碍，目前需要的只是耐心。普京总统本月14日至16日访华之前的10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便在接受采访时说，酝酿已久的中俄石油管线方案将在数月后出台，“既要考虑到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利益，也需要考虑友好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意味着中俄有机会在石油管线的问题上取得成果。中国在其他地区如中亚、拉美等地的多元化开拓亦可做如是观察，尽管难度各不相同，但合作机会也不会有负苦心人。
问题是，纵使石油外交长袖善舞，在诸多地区取得合作开发等方面的突破，在国际石油政治的挤压之下总量也依然有限；比起中国未来一二十年的巨量需求来，不免有捉襟见肘的尴尬。因此，中国除了大力加强石油外交的能力，必须制定长远的能源政策。这就需要看到能源供求发展的大势，考虑适度发展私人汽车的交通政策，重视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其实，后者与汽车工业发展并不冲突，欧洲便在公共交通发达的同时，仍然在汽车工业方面保持了极强的竞争力。自然，还可以改善能源效率、开发新能源，但这方面就更依赖于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与能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