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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股市又走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相关媒体上正在红红火火地进行的中国股市怎样才能营造多赢格局的讨论，说明我们的市场和投资者刚刚经历过甚至正在经历着一次比较大的创痛。面对国际金融资本正在步步紧逼地叩击着中国的大门，负重的中国股市该迈出怎样的步伐才能走出计划经济的怪圈，进而到达现代市场经济的彼岸？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思考着这一事关中国股市和改革全局的重大课题，并且也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出答案。
在计划经济夹缝中生长起来的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遭受着重重的社会钳制，它以向旧体制作出不得已妥协的巨大代价为自己领到了出生证，进而获得了发展权
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一种极为特殊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计划经济的天敌，资本和资本市场在中国长期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建立商品经济体制和理顺市场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日益突出地显示出来。但在8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阴影还浓重地笼罩在中国大地上，计划与市场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交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场争论的最主要成果，是1984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作出了明确肯定，这一重大的理论突破使主张改革的社会力量迅速在商品经济理论的旗帜下聚集并且逐渐地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令人遗憾、在当时也是难以避免的是，《决定》在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同时又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改革中所能接受的只能是没有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从而也没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传统市场经济（当时称之为商品经济）。随之而来的是，在同是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中，以吴敬琏教授为代表的价格改革派和以董辅礽、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又展开了激烈的对战。吴敬琏教授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只有进行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才能建立起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厉以宁教授则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一定成功在所有制上，而失败则一定失败在价格上；董辅礽教授更把改革的矛头直指国家所有制，他于1979年1月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明确指出，必须对国家所有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在这场烽烟四起的理论大战中，我一直高举着市场经济和股份经济的旗帜，对旧的经济体制和传统市场经济观点进行批评乃至抨击。1986年4月，我在《理论内参》第4期上发表了《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的文章，认为市场本身具有自我扩张、自我收缩、自我协调和自我选择功能，只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而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把社会经济的运行真正置于市场机制的竞争之中。1987年10月，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问题》，指出产权明晰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没有明确产权边界的国家所有制与要求有明确产权规则的商品经济的不适应，因此，必须以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现代法人企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全面推进产权的人格化进程。随着改革的推进，虽然反对股份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但主张走股份制道路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人数也在日益增多。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政府决策部门没有采纳主张走股份制改革道路的经济学家的主张，相反，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地推广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资产经营责任制。但是，代表现代生产力最高组织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毕竟是一种最具生命力并且也最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方式的企业组织形式，随着各种各样的“模拟资本”的改革思路所固有的种种弊端的日益显露，引进资本机制的改革思路也日益得到重视，股份经济和资本市场终于在社会各方的努力下登上了中国改革的舞台。1990年10月和1991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成立，掀开了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史上的新的一页，也标志着我国的股份经济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
然而，历史的发展进程从来就不是直线型的，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进程也同样如此。从股份经济在我国出现的那一天起，传统势力的扼杀机制和行政权力的同化机制也就同时开始启动，并且在多方面和多层次上形成了对股份经济发展的重重钳制。
第一个方面来自于传统势力。由于当时我国刚刚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社会震荡，传统的经济理论又沉渣泛起，反对股份经济的各种言论和主张频频出现在主流媒体上，给刚刚诞生的中国股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个方面来自于行政机制。当时，有关股份经济的重大决策都要由14个部委进行会签，而这种“磨合”过程往往是向旧的体制、旧的观念和旧的权力结构进行妥协的过程。我曾经亲自参加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的制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有股、法人股与个人股以及A股与B股的划分是作为前提和不能讨论的，不如此，这两个《规范意见》就不能出台，国有企业也就不能改制上市。应当说，当时这种妥协的代价是巨大的，但也是难以避免的，没有这种妥协，股票市场就连生存权都难以取得，就更谈不上发展权了。
第三个方面来自于思维定势。1985年，我国经济学界曾经举行过一次有关中国改革问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即著名的“巴山轮会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在会上预言：中国在20年之内不具备发展资本市场的条件。托宾的这种观点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和长远的影响，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一些主张改革的著名经济学家都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认同。于是，在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当中，也渐渐出现了反对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的观点。其中，“赌场可以搞但股市不能搞”甚至成了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其影响至今还相当深远。如果对这种观点和主张的实质加以概括，那就是中国股市的“早产论”。
第四个方面来自于改革误区。改革以来，我们在推进改革的道路上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误区，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总想走出一条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市场化道路，并且总是想方设法地对现代市场经济进行改造，以各取所需地引入市场经济原则和市场经济机制，其结果，就必然是对市场经济和股份经济内在机制的扭曲。再加上市场经济理论的缺乏和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历史和现实中没有先例可循，因而，试错的结果是在实践中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股份经济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是从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走出来的。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磨擦和碰撞，也存在着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它毕竟已经走过了最为困难的发展阶段。时至今日，发展股份经济与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国家战略，随着中国加入WTO，资本市场倒退的大门已经被彻底关闭，股份经济的发展与规范也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主旋律。勿庸讳言，与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功能和作用相比，中国股市的发展与规范都还很不到位，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尽如人意也需要进行重大制度创新和改进的地方，但是，正如一句古诗中所说的那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规范，中国股市终将会步入健康发展的坦途。
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人们对我国股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出了许多责难，甚至认为我国股市根本就不创造财富。的确，从资源配置机制的角度说，我国股市还存在着明显的机制缺位现象；从资源配置效率的方面看，我国股市创造财富的能力也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如果进行横向比较，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在同行业、同类型的企业中都还是最好的。1999年，全国大中型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为1.96%，而上市公司则为4.0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5个百分点；2000年，全国大中型企业的平均利润为1454万元，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平均利润为1753万元，而1088家上市公司的平均利润则为9259万元，是全国大中型企业的6.4倍，是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5.3倍。（童道驰，2001）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股票市场的存在和作用，现有的1200家上市公司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我国经济的总体效益状况将会呈现出怎样的局面呢？整个社会的失业人口又将达到多大的规模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对中国股市进行分析和把握时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人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规模“圈钱”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甚至认为我国的股市已经成了资金和资本的“绞肉机”。的确，从聚财→用财→生财的角度说，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有限的资本往哪里运动、运动中的资本怎样增值、增值中的资本如何追逐最大利润的问题；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关系的方面看，我们也没有协调好这二者的关系，使得上市公司在对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几乎是“无成本”的直接融资。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正是因为有了股票市场和直接融资，才使得商业银行的贷款特别是“安定团结贷款”的压力相对地得到了减轻，并且避免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恶性增长。2000年，全国大中型企业和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为27%，而上市公司的亏损面仅为9%，其比例也仅为前者的三分之一。（童道驰，2001）换一个角度来说，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直接融资渠道的打通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融资方式和多层次的社会融资体系，这不仅为商业银行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和进行机制转换的环境，而且也为商业银行迎接我国加入WTO和应对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和挑战赢得了空间和时间。如果没有股票市场的存在和作用，如果继续沿袭原有的银企关系模式，那么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和我国加入WTO以后，这些商业银行面对和应对冲击与挑战的能力就会比现在薄弱得多，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会比现在小得多。
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人们对我国股市中的信用缺失问题进行了诸多的揭露，甚至认为我国的股市就是一个“大赌场”和“老鼠会”。的确，从社会公信的角度说，我国股市中的造假行为是相当严重也是相当普遍的，股市还远不是一个让投资者放心的投资场所；从市场理念的方面看，我国股市中也普遍缺乏比较长期的投资行为，赚取差价几乎成了大多数投资者进入市场的主要目的和动力源泉。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财务造假行为的普遍性更多的是根源于处于双轨制下的我国股市的制度缺陷。在行政审批、额度控制和连续融资这样环环相扣的政策背景下，追求最大融资额的利益趋动和行政部门对“包装”和“伪装”上市现象的纵容对股市的信用缺失起了极坏的示范作用和诱导作用，上市公司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的虚假重组现象也与此有着重要的关系。除此之外，我还想指出这样三点：其一，上市公司的信用水平确实应该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但在整个社会信用缺失相当严重的大环境下，指望上市公司能“一枝独秀”也是不现实的。其二，10年来我国股市一直呈现出“政策市”的特点，政策变化的突然性与市场上巨额游资的迭加效应以及我国上市公司中畸形的股权结构所引发的股市暴涨和暴跌，使得投资者不可能着眼于长期投资而只能专注于搏取差价，从而导致市场的起伏过大和换手率过高。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过多地对投资者进行指责，而应着眼于和着力于市场机制的制度建设和强化政府的自我约束。其三，市场的公信问题和“政策市”问题已经引起了管理层的高度重视，今年以来，相关财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的推出可谓接二连三，虽然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毕竟已经迈出了结结实实的步伐并且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换一个角度来说，“出了问题正是发展的契机”，（樊纲，2001）市场钻空子、法律堵空子的过程不但适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且也适用于我国股市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股票市场的存在和作用，我国经济中的金融资产格局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金融意识又怎么可能有如此迅速的提高呢？而没有了这一切，没有了这样一个具有较高的市场意识和金融意识的社会基础，中国又怎么可能去从容地面对和有效地应付加入WTO以后的冲击和挑战呢？
中国股市所患的病症是“体制病”。正是由于双轨体制在股市中的长时期延续和行政机制对市场的大规模渗透，才使得这种“病症”得以延续下来并且漫延开来
对于中国的股市，我的基本态度是：在它还受到旧体制的钳制而没有诞生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为它摇旗呐喊；而当它已经诞生并投入运营以后，我们在继续为它的发展而增加助力的同时，也一直在冷静地观察和校正它的内在缺陷。早在1991年1月，我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发挥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的谈话中就指出，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但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还很不健全，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存在着内在的机制缺陷。1993年8月，我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的《中国发展股份经济的路子应该怎样走》的谈话中指出，根据投资者的“出身”，把公司的股票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进而按不同类别的股票来确定它们的交易条件和交易规则是不科学的。2001年初，我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一文中，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体制缺陷、机制缺陷、结构缺陷、功能缺陷和规则缺陷作了全面的分析，并且明确指出，由于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的大规模介入，我国的资本市场被严重行政化了，已经成为“有计划的资本市场”，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总根源。10年来，我发表的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分析的文章和谈话不下百篇，在这些文章和谈话中，我更多的是分析我国资本市场的矛盾和问题并且力求提出解决的方案。因此，把我和一些经济学家归结为发展派，把另一些经济学家归结为规范派，是不科学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那么，中国股市究竟患了什么病？这是当前人们在分析股市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认为，中国股市遭遇的是“新兴市场综合症”。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又是不全面的。必须看到，中国股市不是一个一般的新型市场，而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诞生的新型市场；中国股市中存在的问题，不只是由于一般新兴市场中因市场规则不健全和投资者不成熟而引致的，而是在行政权力与市场机制的对峙乃至对抗中出现的制度缺陷。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股市中各种问题的根源，那就是：行政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对抗，市场的力量抵御不过行政的力量；表现在市场的实际运行中，那就是：行政的力量太强，市场的机制太弱，信息的披露太灰，监管的取向太乱。其后果，就是有序的和有效的市场秩序不能在中国股市中真正地建立起来。
首先，中国股市是一个被行政权力多重扭曲的市场。10年来，中国股市一直呈现出行政主导性的特征，由于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的大规模介入，使得市场经济中进行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机制——竞争机制在我国股票市场中不能有效地产生和发挥作用。竞争性发行机制的缺失使得企业所取得的在场内一级市场的股票发行权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公关”和行政选择的结果，这就在源头上阻隔了企业走向市场竞争的道路，妨碍了竞争机制在股票市场上的产生、存在和作用；竞争性上市机制的缺失使得许多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上市公司都未能经历股份经济知识的累积和股票市场上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洗礼，存在着明显的“先天不足”的缺陷；竞争性融资机制的缺失使得市场陷入一轮又一轮的“圈钱”之中，再加上间接融资的债权约束力也比较软，这就使得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所特有的对上市公司的制约和压迫功能被大大弱化了；竞争性淘汰机制的缺失使市场长期处于能上不能下的状况，相反，各种各样的虚假重组却成为市场上最具爆发力的题材和“黑马”迭出的“摇篮”，甚至出现了“越穷越光荣”的极不正常的股价结构，从而对市场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竞争性发展机制的缺失使得市场的扩张不是自我扩张，市场的收缩不是自我收缩，市场的协调不是自我协调，市场的选择不是自我选择，这就造成了我国股票市场上的内生变量严重不足，资本的生成机制、组合机制、竞争机制和增值机制都不能有效地产生和发挥作用，进而导致了市场机制的严重扭曲。
其次，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都带有比较明显的国有色彩。“一股独大”是中国上市公司中股权结构的鲜明特征。在实践中，“一股独大”还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独大”的一股是国有股，这就使得各类行政机构都可以以国有股代表的身份插手上市公司的事务但却又都不对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其二，“独大”的国有股是不流通股，这就使得行政机制对上市公司的干预权被无限期地保留和延续下来了，从而使得上市公司在对市场、投资者和行政权力的尊崇的选择中很自然地向后者倾斜，进而使市场和投资者的利益被搁置一边；其三，国有股不仅“一股独大”，而且还“一股独霸”，国有股股东不但可以凭借自己的表决权优势控制股东大会，而且还可以通过在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中的“内部人”来对上市公司实施全面控制，这就使股东大会在运行中出现了“无机能化”的趋势，董事会也形同虚设，监事会更成为摆设，上市公司因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而不能成为一个机制顺畅的生命有机体，进而严重减弱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内在动力并且大大挤缩了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发展空间。
再次，中国股市因其在走向上受到政策的强力调控而呈现出典型的“政策市”的特点。这种“政策市”的最大危害是市场不能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也不能使市场自身的客观评价机制合乎规律地产生和发挥作用，并且导致绩优股不香、垃圾股不臭和股价齐涨齐跌的局面。尤为重要的是，“政策市”往往造成投资者对政策调控的过度依赖，从而不利于在市场中真正贯彻买者自负原则和培育正确的市场理念。
现在，中国股市正面临着加入WTO以后国际资本的冲击和挑战。应对这种挑战的一个最主要途径和最积极手段则是对股市进行更深刻的制度创新，并且在这种创新中促进股市走向进一步的发展与规范。应当看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集新兴市场和双轨体制于一体的股票市场来说，发展与规范的任务都是相当艰巨的，所面临的环境也是不宽松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发展与规范的关系就将不仅决定我国股市的发展速度，而且也将直接影响我国股市的发展质量。我的基本看法是：1、发展与规范都是中国股市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在这两个方面中，发展是核心，规范要为发展服务，是为了更好地发展。2、要发展就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核心是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和脱离行政机制的轨道，使股市能够在过市场关、财产关和信用关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3、规范的实质是要建立股份经济的发展秩序。这种发展秩序，应当是市场的主体秩序、市场的交易秩序和市场的创新秩序的统一体。只有真正建立了这样三位一体的发展秩序以后，我国的股份经济才能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才能真正与国际惯例实现接轨，也才能真正服务和服从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改革目标。
中国股市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在诸多的关系需要理顺和复杂的矛盾需要解决的情况下，推进股市的市场化进程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和比较准确的切入点
目前，在对中国股市的发展方针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上，人们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实际上，这种分歧并非始自今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分歧就开始逐步显性化，只不过是在今年才开始进入公开化和白热化阶段。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股市应该推倒重来。与这种观点相联系的还有三个论点：股市的下跌属于革命性调整；中国股市不怕崩盘，甚至只有崩盘了才能重建；股市只有跌到1000点时，才能引进做空机制，重新建立一个完美的股市。对于这些观点，众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这样几点：
第一，“推倒重来论”不是一个孤立的观点。在我看来，“早产论”→“赌场论”→“推倒重来论”是一脉相承并且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逐次演进的论点。既然是早产儿，那就说明中国股市的建立不适合现实的国情；股市既然是赌场而又不创造财富，那当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两种观点引申下去，也就必然合乎逻辑地得出推倒重来的结论。所不同的是，这次是直接说出结论，而以往只是相对隐讳罢了。
第二，把股市下跌视为“革命性调整”，那么，这种“革命”的涵义是什么？如此进行推论，股市上涨的性质又是什么，对股市的上下起伏波动又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定性呢？对于市场来说，所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而不是激进的言论，在事关千百万人利益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不但要瞻前顾后地进行理性思考，而且在表达方式上也应该慎之又慎。
第三，股票市场是一个关系到投资者的财产和利益、关系到国家改革和发展大局的投资场所和资源配置场所，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全世界有哪一个严肃的和有责任感的学者希望和企盼着自己国家的股市崩盘。道理很简单，股市崩盘将导致国民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将使市场机制受到重大损害，将造成投资者财产的大幅缩水乃至血本无归，并且可能引发社会秩序发生大的混乱。也正因为如此，防止股市崩盘就不仅应是管理层的责任，而且也应当是政府的义务，这一点，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几乎是带有常识性的共识，不能也不允许轻率地对此进行挑战。
第四，“完美的股市”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涵义，这是人们至今仍不清楚的问题。如果认为不出问题、不出丑闻才是“完美的股市”，那么全世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的股市。美国的股市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在法律制度上和市场监管上也最为严格和健全，但200多年来也仍然是问题迭出和丑闻不断。实际上，和整个市场经济一样，股市上玩的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如果没有了老鼠，那还要猫干什么？如果没有了违法行为和违法者，那还要法律和执法部门干什么？况且，股市是否“完美”，与股价指数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1994年7月29日，上海股市曾经跌至325.89点，但那时股市的行政色彩比现在更浓，因而也比现在更不完美。还应指出的是，建立市场的做空机制，也不一定要等到股市跌到1000点，如果像提出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现在的股市已经是一个典型的“泡沫市”，那么做空机制的引入不是越早越好，指数越高、其威慑力就越大吗？况且，持此类主张的经济学家们在这个市场上也并没有“洁身自好”，而恰恰是“利益中人”。如果一方面认为中国的股市不完美，另一方面又参与放大这种不完美；一方面认为中国股市的泡沫太大，另一方面又参与制造更大的泡沫；一方面从市场中千方百计地“套利”从而“端起饭碗吃肉”，另一方面又对这个市场大加贬损进而“放下饭碗骂娘”，那么，这种作法和态度就不但很难令人苟同，而且其动机和目的也很难不让人发生猜疑。
第五，如果中国股市要推倒重来，那么该由谁来推、又怎么推和往哪里推呢？这些，都是“推倒重来论”者必须正视也必须回答的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推倒中国股市的力量肯定不会来自于市场上的6500万投资者，也不可能来自于中国政府。联系到国外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在近段时间对中国股市的极度贬低（如高盛公司认为中国股市中只有12只股票具有投资价值），那么这种主张就更值得警惕。必须看到，中国股市中各种问题的总病根在于行政机制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在于行政权力对市场运行的大规模的干预和渗透，不把行政权力从市场中挤出去，不使股票市场从双重体制的钳制下走出来，那么即使把中国股市推倒了1000次，重新建立起来的股市也仍然会“体制复归”，而不可能是真正市场化和国际化了的市场。
中国股市正面临重大转折。在我看来，推动股票市场进行制度创新的最根本动力必须也只能来自改革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挤缩行政功能，放大市场功能，让市场真正成为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场所，不但刻不容缓，而且还真正具有革命意义。
推进我国股市的市场化进程，必须在上市公司中进行股权革命。10年来，我们在发展股市的过程中，一个重大的失误是过于注重市场的融资功能而忽视了上市公司的产权变革，这样，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况下，没有明确产权边界的国家所有制与要求有明确产权规则的市场经济不适应的矛盾就始终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上市公司仍然具有国有企业的鲜明特征并且仍然处于行政权力的附属物的地位。因此，要推进中国股市的市场化进程，就必须在上市公司中进行管制革命。管制革命的核心内容是股权革命，这就必须变模糊的产权为明晰的产权，变集中的产权为分散的产权，变呆滞的产权为流动的产权，从而使上市公司能够真正具有独立的财产并且真正具有独立的意志和利益，以便在强化财产约束机制与利益激励机制的同时培育出企业对行政命令的抗逆机制。这样，上市公司就才有可能从国有企业转变为现代企业，也才有可能真正体现股份经济中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风险社会化和经营社会化的内在要求，进而使上市公司真正成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基石。
推进我国股市的市场化进程，必须着力于恢复资本的本性。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在市场面前，企业或者是利润，或者是死亡，而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我国的股市中全面导入竞争机制，同时要着力建设企业家市场和培育控制权市场，并逐步地建立起社会的信用机制和市场的评价机制，以不断地提高市场和企业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
推进我国股市的市场化进程，还必须调整政府自身的行为机制和行为方式。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是使行政权力退出市场，把该交还的权力都还给市场、企业和投资者，使个人、企业、市场和政府在地位、功能和作用上都有一个科学的和合理的定位，该由个人管的事情个人管，该由企业管的事情企业管，该由市场管的事情市场管，只有个人、企业和市场都管不了的事情才应由政府来管。
我国的股市已经站在了市场化大门的门槛上。只要我们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能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在主体上跨入市场经济的大门。在我看来，这一步可能就是国有股减持。因此，必须把国有股减持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工程来加以推进，从而使减持具有更丰富的改革内涵和更明确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国有股减持来理顺产权关系，进而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且使政府进行有效的功能归位，那么我们的经济体制就可能真正地、全面地转向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股票市场就可能真正具有了进行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基础和条件，从而也就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凤凰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