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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制度创新已经成为市场的最强呼唤。经过长达30个月的大熊市，市场的制度缺陷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浮出水面，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同。在过去的一年中，市场的制度创新步伐也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制度创新的环境与理念也有了比较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表现之一，是市场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创新冲动。股权分裂的危害以及大股东利用市场的制度缺陷所进行的“圈钱”甚至“抢钱”行为，使得流通股股东深受其害，市场为此而进行的制度抗争也因此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种改变的表现之二，是创新的内涵有了重大调整。以往的制度创新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探索，虽然也触及了股权分裂这个中国股市的最重大弊端，但这种讨论多是在民间进行。2003年，在民间的讨论继续进行并且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管理层的认识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和改变。中国证监会和国资委的主要领导都在各种场合多次触及股权分裂问题，并且明确提出要在解决股权分裂时把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作为重中之重。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全流通市场氛围的改变也使得推进股市制度创新的市场环境与社会环境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变。这种改变的表现之三，是创新的方向开始发生调整。Qfii制度的推出，发审委的改革以及保荐人制度的实施等，虽然都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不再单纯地向国外成熟的股市看齐，而是注意了中国股市在国际化进程中与成熟股市的差距与差异，既不因差异的存在而不去缩小差距，也不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忽视差异。这是市场监管理念的一个重大改变，是带有纠偏性质的、符合中国股市实际的、值得充分肯定的积极变化。
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股市相比，中国股市的制度创新并不只是市场规则的完善过程，而更多地带有制度跨越的色彩。中国股市的制度基础来源于原有的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经济体制，虽然这种经济体制正处在不断的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之中，但它与最能体现现代市场经济本质和特点的资本市场与股票市场的不恰当对接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使得市场在发展和变化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扭曲和变形，从而会造成市场的积极功能与作用难以发挥，而其本身所固有或演变而来的种种缺陷却会在运行中彰显无疑。在这方面，股市发展被过于行政化、股市的融资功能被过于强调与股权分裂问题被过于忽视就是导致中国股市的矛盾与问题日益累积的根源。近年来，虽然市场在发展中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积极变化，政策调整正逐渐让位于制度创新，股市的制度演进也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开始启动，但是，现有的制度创新还只是在某些方面和某些层面上展开的，市场的整体制度演进过程还没有真正启动，这就使得中国股市的发展与整个经济体制的发展状况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出现了巨大的不适应，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了股市积极作用的扩散和发挥。
整体制度演进的缺失使得股市的走势与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严重背离。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逐渐走出徘徊而进入相对快速的轨道，但与此同时，本应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却拾级而下，走出了空前的大熊市行情。虽然股市的走势是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但股市在总体上不能反映国民经济走势却暴露了市场的内在缺陷，反映股市既不能引领也不能体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与变动趋势，必须进行重大的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
整体制度演进的缺失也使得市场不能成为公平与公正的市场。在中国股市的发展和变化中，流通股股东承担了巨大的发展成本与改革成本，并且为市场的制度缺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市场的每一次融资与再融资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数额巨大的转移支付，使得非流通股股东成为既得利益的直接获得者，而流通股股东却成为财产利益与市场利益的让渡者，从而使保护投资者利益与保证市场的公平与公正原则在实际上成为空谈。实践已经表明并且还会继续证明，股权分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股本泡沫、股价泡沫与业绩泡沫已经成为中国股市预期机制紊乱的制度根源，不从总体上推进市场的制度变革，中国股市就很难承担起改革与发展所赋予它的重大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
整体制度演进的缺失还使得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被大大弱化。聚财、用财、生财是股市进行资源配置与再配置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因果链条。一个市场要成为有效的市场，就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来了怎么用、用了怎么样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市场中内在地形成资本的生成机制、资本的组合机制、资本的竞争机制与资本的增值机制，从而在运动中自动地和自发地调整资金的流向、流量、流速和流程，促使社会资金向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运动，进而形成资源的流动机制与整合功能。但在中国股市，资源的流动与配置被渗入了大量的行政色彩，聚财不用财、用财不生财、生财不靠财的现象在市场与企业中蔓延。上市公司中大量委托理财现象的存在、资产收益率长期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行政攻关上市与融资制度所造成的巨额转移支付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给上市公司特别是居控股地位的大股东以与市场期待相反的示范效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市场机制扭曲的动力之源。如果不从总体上推进中国股市的制度变革，不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中国股市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市场的有序运行与良性循环就都无法得到真正实现。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整体制度演进应当也必须成为中国股市的发展主题。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产权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并且把股份经济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和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方式的大框架下，股市的制度创新必须有总体的安排和跨越性的思维。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推进制度文明建设；最好的治疗莫过于预防，而制度恰恰是最好的阳光和防腐剂；当制度不能矫正市场走偏时，市场就需要也必须矫正这种走偏的制度------整体制度演进的内涵与要义也恰恰正在于此。
整体制度演进需要整体发展规划。13年来，中国股市的发展思路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和“走一步看一步’’，这就不可变面地导致股市的发展混沌无序，股市的政策随机改变，其结果就必然是市场的外生变量过多而内生变量不足，市场中的紊乱因素大于甚至胜过稳定因素。全面推进整体制度演进的核心是恢复股市的市场本性，把本应属于市场的权力都无条件、无保留地还给市场。这就必须把股市的发展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变消极的股市政策为积极的股市政策，变危机型的股市政策为发展型的股市政策，变外力作用推动型的股市政策为内生力量成长型的股市政策，通过整体制度演进的规划与实施，全方位地、立体地推进市场的制度变迁，并且尽可能地减少这种变迁的社会成本与市场成本。
整体制度演进需要整体机制变革。机制变革的核心是挤缩行政功能，放大市场功能，并且在机制的变革中逐步培育企业与市场对行政命令的抗逆机制。在这方面，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是在中国股市中全面推进股权变革与产权变革，尽快地启动与推进全流通的重大变革过程。必须看到，全流通在中国股市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中都具有决定意义，是决定股市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命运的至关重要的制度跨越。市场经济的生命在于流动。没有流动或流动性不够的市场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或完善的市场。在流动性缺失的情况下，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股票市场的建设就很难不走弯路，这就会反过来拖延中国整个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与趋势。
整体制度演进需要整体发展换位。发展换位就是要走出传统的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在市场的提升中实现跨越。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完成四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弱化数量扩张而强调内涵发展，在股市的发展方式上真正从外延型转到内涵式的轨道上来；二是弱化融资功能而强化资源配置功能，改变目前把融资数量与融资比例作为股市发展的主要指标的作法，而侧重于资金、资本与资源使用效率与利用效率的提高上；三是弱化随机干预而强化制度制衡，使监管的分层与分工都更加制度化、市场化与透明化；四是弱化区域均衡而强化竞争发展，使中国股市成为市场竞争的最主要也是最完善的场所，从而大大提高中国股市的向心力与辐射力。
应当看到，整体制度演进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与市场变革过程，这个过程既不是一日之功也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假以时日并付出相应的成本。但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把股市变革的蓝图总体绘就、市场发展的方向基本指明的情况下，我们已有条件也有可能来大大加快股市的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进程。无缘的拖延与漫长的等待都不但会给股市而且也会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伤害，这一点，是我们在设计与推进整体制度演进时必须充分认识和注意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则和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