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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运行是宏观与微观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近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过热的重大偏差，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广泛关注。在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达到55118亿元、比上年增长26.7%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又大幅增长了43%。与此相联系，物价水平也迅速攀升。今年4月，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3.8%，为7年来的最大升幅。投资过热的负面效应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宏观调控方向与宏观调控力度的改变，不仅对中国经济带来了直接影响，也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影响和冲击还没有减弱的迹象，经济运行中的变数也随着宏观调控措施的加强而骤然增加。
与以往的投资过热不同，这一轮的投资过热是在比较特殊的背景下发生的。首先，这一轮的投资过热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在实施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本质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要扩大投资，并通过投资来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没有淡出的情况下出现了投资过热，就使得其对国民经济的冲击过于突然也过于猛烈。其次，这一轮的投资过热是在我国经济刚刚走出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出现的。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在2001年11月开始出现负增长，经济运行出现通货紧缩局面长达14个月。这种通货紧缩不仅表现在需求不足，而且也表现为投资不足，变现为整个经济的增长乏力。在2003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由负转正仅一年时间、通货紧缩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严重的投资过热趋势，就不可避免地会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比较复杂和负面的冲击。再次，这一轮的投资过热是在社会消费还没有真正启动的情况下到来的。虽然今年以来的物价呈现出不断的攀升趋势，但涨幅较大的则主要是农产品价格与投资品价格，处于下游产业的最终消费品价格的涨幅并不大，即使说，上游产业的扩张并没有有效地传导到下游产业，在有些产业例如农业的投资还严重不足，今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增长率只有0.4%。投资过热与投资不足同时存在，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征。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轮的投资过热是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这种过热的发生，不仅源于发展冲动，而且更源于体制冲动。
----政策刚性而导致的投资过热。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已进入第七个年头了，积极财政政策所进行的近万亿元的国债投入和数倍于国债投资的银行配套资金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巨大变量。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仅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投资来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对整个社会发出了明确的投资信号作用与投资导向作用，并在整个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信号的复合引导下对整个社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氛围的形成起了明显的催化作用。从钢铁、水泥和电解铝这些投资明显过热的行业来看，国家在今年以来已经全面收紧了对这些行业的投资审批与银行贷款，但在一季度，钢铁、水泥和电解铝行业的投资同比增长仍分别高达107.2%、101.4%和39.3%。虽然新开工项目的数量和比率也并不算低，但过去几年来的投资积累与投资惯性对现实的投资过热的累积效应、助推效应与滞后效应却不可低估。目前，全社会的在建规模已超过17万亿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望投资增长能骤然减速将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制度刚性而导致的投资过热。我国现阶段的投资体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行政体制。政府的投资冲动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社会投资的主要动力源泉。这种行政性的投资体制与“政绩工程”示范效应的不恰当对接，就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与投资行为极易发生扭曲，进而导致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变形。遍布全国的6000多个开发区的出现，各个地区之间产业结构与投资结构成同构化的趋势，大而全、小而全的地区产业布局等，就是这种行政投资体制与“政绩工程”效应的必然结果。今年一季度，我国的财政收入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财政投资支出的增长却居高不下。2003年一季度，财政投资的增长为-40.1%，而今年一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却达到56%,其在投资过热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见一斑。
-----利益刚性而导致的投资过热。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程度也有所提高。这种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仅表现在经济主体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区域之间甚至地域之间。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政治利益的需要，就使得地方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契合，从而形成扩大投资的合力。再加上房地产行业所特有的发展时期与盈利空间，以及因投资规模与投资总量的逐年扩大所造成的“瓶颈”产业所呈现的扩大化和严重化的趋势，就造成了社会资金对之趋之若鹜的现象。而投资总量的扩张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原材料和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并且造成这些行业“瓶颈”状况的进一步加剧，从而刺激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这些行业和这些产业，形成投资与需求的恶性循环。
投资过热的主要后果并不局限于投资规模过大和投资增长过快本身。由于中国的投资体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一种行政化的体制，因而这种体制在运行中常常演化为一种综合症和并发症，并进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病态。从投资与消耗的关系来看，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的4%左右，但原材料的消耗量却占20—40%，世界钢材的25%、氧化铝的30%和水泥的35%都被中国消费，资源的巨大浪费已成为困扰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主要因素。从投资与效率的关系来看，2003年，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仅为0.43，甚至低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水平。在90年代初，大约平均2元的投资可以得到1元的产出，而到了2003年，则大约平均7元的投资才能得到1元的产出。在90年代，每百元固定资产可产生50元的GDP产值，而到了2000年以后，则只能产生20元的GDP产值。在发达国家，消费率一般为80%左右，而在我国，2003年却只为56%。资源大量消耗、投资效率低下、投资与消费脱节已成为困扰中国投资发展的最主要和最基本因素。从投资来源来看，发达国家的社会投资主要是民间投资，投资的来源也是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的结合；而在我国，政府的财政投资一直是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资金来源，而银行资金的过软约束在对投资过热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放大着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这种状况的长时期延续，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
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中国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投资过热，虽然投资过热已成为宏观调控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的甚至是紧迫的课题；中国经济中所出现的投资过热的根源，也并不仅仅在于政策缺陷，虽然这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确有比较明显的缺失甚至缺陷。也正因为如此，矫正中国经济中的行为偏差，就不能仅仅着眼于政策纠偏，而更要着力于制度纠偏。只有把经济走偏的政策矫正与制度矫正结合起来并且着眼于制度矫正，才能在经济纠偏中对症下药，并且在矫正经济走偏与市场走偏的过程中推动整个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建设。
从政策矫正方面来看，采取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投资规模和适当限制向一些过热行业的货币投放都是必要的，但最主要的措施应当是尽快放弃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乃至股市政策的搭配上作出科学的和客观的选择。现在，我国的货币政策已经从稳健转向偏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方向就会背道而驰，社会经济运行就很难不发生混乱。同时，在实施政策矫正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行政手段的力度不能过强，时间不能过久，否则，就可能造成对市场与市场机制的伤害，甚至会使经济由大起走向大落，以至于重新步入通货紧缩的泥潭；二是，对货币政策的局限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并要避免货币手段的过度与过分使用，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向金融机构转嫁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在调节投资的各种货币政策手段中，提高利息的方式的使用尤其应当格外慎重。
从制度矫正方面来看，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能够对社会资金的流向、流量和流程进行自动调节的市场环境与市场机制，从而使经济扩张尽可能地成为市场自身的扩张，经济收缩尽可能地成为市场自身的收缩，经济协调尽可能地成为市场自身的协调，经济选择尽可能地成为市场自身的选择。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与市场机制的建设中，产权关系、投资体制与信用制度改革的深化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但政府自身的功能、地位与作用的调整也不可避免。这些方面的改革不能到位，市场结构就不能真正理顺，市场机制也就不能有效建立，宏观调节机制与宏观调节手段也就不能真正转移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内生变量就不能成为经济运行的主导变量，整个社会的投资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就很难在提高市场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中走向协调，经济运行的有序与有效的双重目标也就很难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