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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以后，我们在改革实践中所走的一直是渐进式改革道路。这种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形象说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质是先试探水的深浅和缓急，然后再根据水的深浅程度和缓急状况来决定改革的推进程度和推进速度：水浅了就快走，水深了就慢走，水急了就不走，水大了就往回走，这里不好走就从别处绕道走。近20年来，这种渐进式改革方式在我们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使得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十年计划经济历史和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比较平稳地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并且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现代市场经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市场观念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稳步的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也得到了明显加强。回首20年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运行轨迹，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渐进式改革功不可没。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选择。正是在这种“渐进”中，我们在改革目标、改革方式和改革步骤上才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而走向了市场经济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用了渐进式的推进方式，是由一系列特殊原因和客观条件决定的。
首先，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在渐进的过程中逐渐地明晰起来的。在农村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以后，城市的改革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这是在历史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课题。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的城市改革经历了从完善计划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到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理论界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和运行方式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加深的；从实践上来看，我们的城市改革经历了从模拟市场到引进市场机制，从模拟资本到引进资本机制的过程，市场机制和资本机制从计划经济的天敌到在中国经济中取得合法地位并且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是在不断的“试错”和交了大量的“学费”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才实现的。正因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和曲折的经历中逐渐和逐次地明晰和明确起来的，因而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就不能激进而只能渐进，不能一步到位而只能分步进行。可以说，不但中国的改革走的是渐进式道路，而且中国的改革目标也是在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地确立起来的。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改革可能还要走更多的弯路，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其次，我们的改革方式是在渐进的过程中逐次地确定下来的。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但在这同时又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在改革中所要建立的只能是没有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传统市场经济。在这之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在中国改革的发展道路上展开了空前规模的理论争论，并在三个问题上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和胶着状态：1、改革应以价格为中心还是以所有制为重点。持前一种主张的人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只有进行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首先理顺价格关系，市场体系才能理顺，新的经济体制也才能建立起来；而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认为，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只有解决了没有明确产权边界的国家所有制与要求有明确产权规则的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中才能产生真正的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经济运行也才能真正走向市场经济。2、经济运行是以国有经济为主还是以民营经济为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能否在国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和有效的接口，从而在不对国有制进行大的改动的情况下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围绕着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改进论”和“改造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改进论”者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能够与各种经济形态对接的经济形式，在经济主体为国有经济的情况下，我们也完全可以并且能够走向市场经济。在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出现之前，“改进论”者力主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资产经营责任制等“模拟资本”的思路；在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产生并且在经济运行中开始发挥着越来越大作用的情况下，“改进论”者又力主在上市公司中实行国家控股，从而把整个资本市场都完全置于行政权力和国有股东的控制之下。与“改进论”者截然不同，“改造论”者则力主对国家所有制进行彻底的改造，以期通过改造来变模糊的产权为明晰的产权，变集中的产权为分散的产权，变呆滞的产权为流动的产权。改造的途径，就是先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使国有资产从实物形态转变为证券形态；再通过股票的上市和转让，使国有资产从证券形态转为货币形态，从而使国家最终从大部分竞争性领域中退出去，进而实现政府职能的功能归位和企业机制的根本置换。3、资源配置是通过商品市场来进行还是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在这方面，中国经济界不但分歧巨大，而且这种争论还一直延续至今。1985年，在一次有众多经济学家参加的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即“巴山轮会议”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曾经预言：中国在20年之内不具备搞资本市场的条件。托宾的这个预言，对中国经济界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由此而来的，是一些经济学家甚至主张改革的著名经济学家也对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尽管经过社会各界的艰辛努力使资本市场不但在中国破土而出，而且还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但反对资本市场的各种观点和主张还是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途径若明若暗、若隐若现地表达着自己的反对和不满。
再次，我们的改革步骤也是在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开来的。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中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没有先例可循，再加上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顽强的甚至顽固的抵抗，就使得我们在向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不得不谨言慎行，以免给那些时刻期盼“体制复归”的人们留下口实并授人以柄。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就成为社会各方都能够接受并试图在这种“渐进”中逐步地为自己赢得主动地位和更大空间的改革形式。
经济全球化大潮正惊涛拍岸。在加入WTO和国际资本步步紧逼地叩击中国大门的情况下，渐进式改革正面临严重挑战
如果说，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的经济还具有明显的独立走势并且可以相对封闭地运行因而可以缓慢地推进改革的话，那么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已经跨越了国别和国界的今天，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的竞争实力和竞争能力就显得刻不容缓；如果说，在没有加入WTO以前，我们还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规则来推进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在我国的大门已经向国际资本打开以后，依据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所进行的资源竞争和市场竞争就将更多地带有血腥味并且可能逐渐地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和国际资本的剧烈冲击和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地和有效地推进改革，那就很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和不利地位，从而也就很难有效地迎接国际资本的冲击和挑战。
首先，双重经济体制难以应对单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和挑战。尽管我们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在经济体制的转轨上了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仍然是双重经济体制并存的格局，我们所承受的仍然是双轨制下的磨擦、碰撞和痛苦。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现实的状况是：该退的还没有退，该放在还不愿放，该转的还没能转。该退的还没有退是指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还远不到位，国家还没有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国有股“一股独大”进而“一股独霸”的状况还严重地困扰着企业，使他们不能成为具有独立财产从而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法人实体；该放的还不愿放是指政府对经济运行仍然管得太多，干预太深，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对市场和市场机制的同化和扭曲现象还相当严重也相当普遍，市场的自我扩张、自我收缩、自我协调和自我选择机制还不能合乎规律地产生并对社会经济运行产生有序的和有效的调节作用；该转的还没能转是指政府的管理方式和市场理念都还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宏观经济管理的方式和机制也还不能与市场和市场经济进行有效的对接，在机制转换和观念转变上还任重道远。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现实的状况是：该有的还没有，该进的还不能进，该建的还无法建。该有的还没有是指我们的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还没有进行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机制即竞争机制，竞争性的发行机制、上市机制、融资机制、淘汰机制和发展机制的缺失使得市场缺乏其应有的内在活力和进取的动力源泉；该进的还没有进是指我国的垄断行业基本上还是在行政机制的框架内运行的，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市场竞争和市场选择在这些领域中也都还没有合乎规律地产生和发挥作用；该建的还没有建是指我们的市场规则还严重缺失，市场的主体秩序、交易秩序和创新秩序都还未能有效形成并产生强有力的约束作用，社会信用机制和市场公信机制的双重缺失也使市场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辐射力在实践中大打折扣。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现实的状况是：该争的还不能争，该顶的还不敢顶，该干的还不好干。该争的还不能争是指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的现象，政府的权利大而义务小、企业的义务多而权利少的现象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还相当普遍；该顶的还不敢顶是指我们的企业还没有真正从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中走出来，对行政命令的抚逆机制也还远没有形成并发挥作用；该干的还不好干是指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还经常面临两难的选择，不但在对市场、投资者和政府的尊崇中必须更多地向后者倾斜，而且还不能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利润和整合资源，进而完成资本的人格化和人格的资本化这样一个双向的和互动的过程。
政府、市场和企业的现状提示我们，双重经济体制的格局不但严重阻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而且也妨碍着我们去迎接和应对国际资本的冲击和挑战。虽然我们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走入WTO大门并且有着5年的过渡期，但在这5年中，开放的进程必须逐次进行并且在时间和程度上也并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权。面对这样严竣的格局，如果我们不尽快地、主动地推进体制转轨的进程，那就很难避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和陷入被动的局面。
其次，相对封闭的思维难以应对全面开放的观念的冲击和挑战。如果说，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所走过的是用改革来推动开放的道路的话，那么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就将进入以开放来促进改革进而使开放与改革互促互动的阶段。前不久，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的《资本正在叩击中国大门》的访谈录中，描述了我国在入世后对外开放格局将要发生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从选择性开放走向无差别开放。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对外开放领域和开放程度都是有所选择的，但在入世后，这种选择性开放将被无差别开放所取代，尽管在开放的顺序和进程上还将有一些差异，但开放的范围将逐步涉及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开放的程度也将会日益加深。第二个变化是从权利性开放转向义务性开放。根据WTO的基本准则，向成员国开放市场已不再是各成员国的权利而是义务，即是说，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已经从自愿性开放转为强制性开放。第三个变化是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在入世以后，外资企业将不再按照“被允许”的方式而将按照“自己打算”的方式来做生意，原有的一些规定如当地含量——中方资本必须占相当比例、外汇平衡——对外资企业使用外汇进行限制、外销比例——外资企业的产品必须对外销售足够部分等规定也都将随之取消。同时，制度性开放还将大幅减少行政权的垄断性、神秘性和无序性，也将会大大提高对外开放的透明度和经济运行的透明度。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企业的运行机制和社会的思维方式也还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经济发展的格局又呈现出典型的买方市场特征和面临着通货紧缩压力的严竣局面下，这样全方位、深层次、制度性的开放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其规模之大、力度之强、势头之猛和后果之烈，恐怕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不加快推进改革进程，那就很可能是用相对封闭的思维来应对全面开放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运行和社会运行的巨大不适应也就将难以避免。
再次，残缺的市场规则难以应对健全的市场机制的冲击和挑战。如果说，在加入WTO以前，我们还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发展市场经济和按照自己的安排来推动改革进程的话，那么在入世以后，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将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一方面，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不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而必须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并符合WTO规则的原滋原味的市场经济和与时俱进的现代市场经济。如果再引申一步，那就是：在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后，不是屈从于我国的现有规则，而是在改造和冲击我国现有规则的同时最充分地利用国际规则。而且，由于世贸组织在客观上处于世界警察和国际法院的地位，因而在入世后，经济的仲裁机构也就同时发生了转移——不是本国政府而是世贸组织，在中国与世贸组织在规则和秩序上都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下，冲突与纠纷就必然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在加入WTO以后，进入我国的国际资本将不再是被管制下的资本，而是带有原始的资本本性、强烈的逐利动机、雄厚的财力资源和丰富的市场经验的国际大鳄，他们不但将以自己的产品逐鹿中原，而且还将凭自己的实力来抢夺市场，从而在竞争中攻城掠地，不断地挤压着我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还必须看到，资本不相信眼泪，资本不同情弱者，资本不出让机会，资本也不戴有面纱，随着国际资本的大举进入，对于国内企业来说，规则将变得日益严格，战场将变得日益狭小，对手将变得日益强大，过程将变得日益激烈，结果也将变得日益残酷。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竞争的严重性、紧迫性和残酷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在竞争中所失去的就将不仅仅是市场和机会，而且还有我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
危机同时也是机遇，中国需要“危机变法”。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如何尽快结束双重体制钳制市场的痛苦过程，从而尽可能顺利地到达现代市场经济的彼岸
我们提出渐进式改革面临严重挑战，并不是说我们是在倡导和主张激进式的改革，而是说，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今天，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地、尽可能快地推进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以便能够以一个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市场体制、能够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有效调节的市场机制和对市场信号作出灵敏反应的现代企业制度来面对和应对国际资本的冲击和挑战。在这方面，还必须强调这样几点：1、在入市后，我们的改革目标已经明确，这就是要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市场体制，这样的市场体制，既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来有取有舍，也不能加进“中国特色”，即是说，市场规则的统一化和国际化是我们在入世后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必须解决和必须跨越的重大难题。2、走向市场经济就是走向大海，现代市场经济不但波翻浪涌，而且还可能暗礁重重，在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将不再有石头可摸，也不可能在海里摸到石头。因此，在改革的推进方式和推进步骤上，我们必须有现实的考虑和缜密的设计，以尽可能地避免触礁乃至翻船现象的发生。3、尽快走向现代市场经济不但具有现实性，而且还要有紧迫感。在这方面，目前的主动权还仍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说，我们对入世后国际资本冲击的严重性和残酷性认识得越早和越深刻，我们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就会越自觉和越主动。在这方面，我们不但要有危机意识，以尽可能地把挑战转化为机遇，而且还要进行“危机变法”，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既有成果和10多年来发展资本市场的有益经验，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市场资源的整合能力和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以便尽快地结束双重体制钳制市场的痛苦过程，从而尽快地到达现代市场经济的彼岸。
——应对挑战必须有国家战略。在我看来，这种国家战略，起码要包括三个方面相互关联的内容：
一是，我们的立法机制必须调整。尽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们在经济运行上已经走出了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混乱状态，但我们现在面临更多的却是法不好依的问题。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我们的经济法中，所有制立法的性质和特点还太浓，给行政权力留下的空间也还过大，同时，双重立法体制的长时期延续和法律及法规的频繁调整也给立法和执法以及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负面效应。由于立法机制既关系到市场规则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又关系到我们的市场规则能否与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规则找到接口并且实现对接，因此对立法机制进行改革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还应指出的是，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立法更多地侧重于规定不许干什么，而我们的经济立法则更多地侧重于规定必须干什么；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立法更多的是约束性规范，而我们的经济立法更多的则是强制性规范，两种立法体系的差异是前者着眼于和着力于堵市场漏洞，而后者则着眼于和着力于对社会的控制和调节。由于社会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广泛性，使得人们对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有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因而这种立法体系就不可避免地会给社会经济运行留下比较多的可以钻的空子乃至比较大的漏洞，从而使社会经济的运行秩序受到冲击和挑战。因此，立法机制不但必须从行政性思维和所有制立法的“怪圈”中走出来，而且还必须使我们的立法过程更加具有透明度进而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二是，我们的市场结构必须调整。具有协调的、符合经济运行现实和发展趋势的资本市场结构，是从总体上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而我国资本市场的内在结构却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从市场总体设计的方面来看，我们的资本市场只有现货市场即股票、债券等的现货交易，缺乏期指期权和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这种单方向的结构设计在现实中最明显的弊端就是只有做多机制而没有做空机制，没有期指期权市场中所特有的价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这不但使建立开放式基金等市场创新手段缺乏应有的制度环境，而且也大大抵销了资本市场本身所固有的优点和优势。从市场总体布局的角度来说，我国资本市场的最主要缺陷是缺乏与不同经济发展层次相适应并且能够反映股票和股份经济本质要求的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而且，我国现有的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在组织体系、上市基准、交易方式和监管结构方面都几乎完全一致，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特例。这种层次结构明显缺失的资本市场结构，与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不适应，它不但不利于在市场上形成对社会经济的多层次支持体系进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多层次竞争，而且也不利于对决定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命运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本市场和资本机制支持，不利于风险投资机制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建立新的、上市基准稍低的如3000万股本的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建立反映股票流通性本质要求的柜台交易场所，都将是我国在发展资本市场和应对入世挑战中的必然选择。
三是，我们的市场理念必须调整。培育正确的市场理念是理顺市场关系进而发挥市场功能和作用的必要条件。10年来，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理念一直停留在对资本市场的利用上，而没有转到培育市场的内在机制和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的方向上来。这种理念的长时期延续，导致我国的资本市场不但在运行中发生了严重扭曲，而且还在相当大程度上被行政权力控制和被行政机制同化。如果说，旧体制的主要特点是排斥资本的功能和作用，双轨制的主要特点是淡化资本的要求和本性的话，那么，我们在加快推进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就必须强化资本的市场机制和逐利功能，让资本从市场中来而不是行政施舍，让资本按市场规则运行而不是进行行政依附，让资本在竞争中实现增值而不是靠政策优惠。一句话，就是要让资本恢复其逐利本性，让市场具有完整功能，让资本机制和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产生有序的和有效的调节作用，从而真正解决有限的资本往哪里运动，运动中的资本如何增值，增值中的资本怎样追求最大利润的问题。
——应对挑战必须有市场主体。市场的竞争不仅仅是市场规则的竞争，更重要的则是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和市场优势，就必须使企业成为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使之成为人格化的资本。但在我国的企业中，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还没有成为具有独立的财产从而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市场主体，产权明晰化和人格化问题也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入世后国际资本的冲击和挑战，必须尽快地并且真正地从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在产权革命和市场建设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使市场成为真正的资源配置场所。在这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的举措：一是政府分权，把该交还的权力都还给企业和市场，从而真正地实现功能归位，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者和调节者。二是垄断行业分解，以市场化的机制来主动地冲击和打破行业的垄断局面，在垄断企业分解为若干的竞争性企业后，再把其逐步地推向市场，以实现彻底的机制转换和经营变革。三是国有股权分散，即通过国有股减持，使国有经济真正地退出竞争性领域。从体制转轨的角度来说，国有股减持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变革，它不仅要通过减持得来的钱去充实社保基金和用于经济建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减持可以解决长期困扰企业和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和“一股独霸”问题，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进而使企业和上市公司能够体现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风险社会化和经营社会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因此，制定一个切实可行并且能够为市场和投资者接受的方案，使减持过程能够平稳推进和尽快完成，将使中国经济在主体上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将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市场和我们的政府都能够尽快地从双重体制钳制的痛苦中摆脱出来，从而以全新的体制和机制去面对和应对国际资本的冲击和挑战。
——应对挑战必须有相应机制。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尽快地解决我国资本市场中竞争机制严重缺失和内生变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市场中全面导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性的发行机制、竞争性的上市机制、竞争性的融资机制、竞争性的淘汰机制和竞争性的发展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来大大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内在动力。现代经济学已经表明，在一个有序的和有效的资本市场上，价格应该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的，资源应该是在价格的引导下自由流动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应该是在市场力量的此消彼涨中自动实现的。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没有一个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产权明晰并且具有较强财产约束的行为主体，没有这些行为主体对市场信号所作出的灵敏反映，资源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就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强化竞争机制视为规范我国资本市场和提升市场整体素质的治本之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必须在财产规则的建立和信用机制的建设上付出更艰巨的努力，以迎接我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更加充满希望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