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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全国查处的一大批买官卖官者被公诸于众，从国内闻名的官帽“批发商”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到全国第一个落马的省级在任组织部长、江苏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人们已屡见不鲜了。一桩桩买官卖官丑剧，令人拍案而不“惊奇”。
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使得偌大的县委机关只有6名干事，乡镇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达一半以上，有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的，有会计升为法院副院长的。长治县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
县内科局级以上干部“不留死角”，这是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创下的卖官纪录。当年，杨靖宇将军牺牲在此地，遗体被残忍的日寇剖开时，这位共产党的“大官”胃中只有草根、树皮！如今，靖宇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仅250元，而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父母官”李铁成却敛财数百万，单是收受贿赂就达144万余元！全县100多个单位没一个不给他送钱，科局级以上干部没一人不向他行贿！
一些地方出现买官卖官“黑市”，买卖双方私下进行赤裸裸的交易，一手交线，一手交“货”。卖官者，利用手中权力开着“乌纱”店，大做“官帽生意”，按“官位”高低、“肥瘦”论价，或“零售”，或“批发”。买官者，为了升官、保官、到条件好的部门做官，或推荐、重用亲属当官，以钱开路，大搞“乌纱期货”交易，图的是不赔本的买卖。买卖双方相中官帽的“含金量”，看好当官，正如《红楼梦》中“好了歌”所指：“世人皆说当官好”。
本来，当官是公仆，身负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责任，当个好官不容易，而且工资待遇并不算高。然而，由于现行干部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和漏洞，官职上依附着巨大福利和特权，与工作责任、压力和外界监督不对等。官迷们看中了当官的“好处”：缺乏监督的权力产生腐败，当官不但能享受工资待遇之外的不规范的职务消费，而且能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这有如古人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一语道破天机的福建贪官丁仰卯率先“垂范”，他所在的县出了200多个贪官，大部分农民仍住土坯房，一大批官员却建起了500多幢私家小洋楼，无怪乎百姓中流传一段话：“做生意会亏本，搞种养没市场，办企业无销路，只有当官最赚钱”。马克思描述资本家时指出：“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在买官卖官者心中，买官的投资回报率何止百分之三百！“官”是升值潜力最大、收益最多最快的“绩优股”，当官最能发财，官职买卖一本万利，无本万利。在利益驱动下，官迷心窍者削尖脑袋捞官位，小官先用钱买大官，当上大官之后再卖官，不仅不惜重金，甚至铤而走险、谋“官”害命，种种怪事就难免了。
官职数量有限，属于稀缺资源，在需求大于供给中，买卖官职成了“游戏”潜规则。少数人掌握官职资源的分配，将官帽变成商品，大搞权钱交易，官帽待价而沽，按职论价，量“财”录用，便有了“一千挂个号，一万报个到，四万五万给顶帽”的说法。“要想富，动干部”，有的把卖官作为敛财的“第三产业”，“有偿服务”之下巧取豪夺，公开勒索，疯狂敛财，甚至夫人充当“收银台”。一些地方官帽“黑市”交易泛滥，形成庞大的“买官卖官群”，烂掉班子，坏了摊子。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担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大肆卖官，1995年底将要调离响水时“批发”“乌纱”，一天上午用2个小时研究变动了102个科级干部。 作为贫困县的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卖官”公开化，使得“一些官位的价钱到了约定俗成的地步”，“县长十几万、局长七八万……”甚至连本是行使监督、反腐职能的监察局、检察院的职务，也要花钱才能获得。
买官卖官，钱从哪儿来？无非由非法所得，无非是民脂民膏，光靠有限的工资收入自然买不起官。买官卖官的，官从哪儿出？机构变动、干部换届、班子调整，多设领导岗位，增加领导人数，解决职级待遇，都可以出“官”，“老板”自定职数可随心所欲，开发“官资源”以满足“内需”，大方地封官。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因为卖官，使该市平均每个局级单位达到6.2个领导职位，最多的竟达13个，另外还有带括号享受“科级待遇”的300多人。
《醒世恒言》记载：官员薛录事在高烧昏迷中化为鲤鱼，跃入湖中，恰遇渔夫垂钓，明知饵在钩上，吞之必祸身，但耐不住饵香扑鼻，张口吞之，终被钓去。这正如作者点评说的：“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纵观这些年查处的卖官买官者，大多是识得破，“却忍不过”而吞下诱饵的。在利益驱动面前，官员利欲熏心，自律显得苍白乏力，除非制度管住蠢蠢欲动的心，监督制约机制牵制不安分的手。然而，现在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不健全，选人用人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人为因素影响大，监督制约滞后，对失职失察责任追究不力。跑官买官者有机可乘，有空可钻，有好处可捞。卖官行为“一路顺风”，就是因为走了所谓的“合法程序”，比如，考察材料齐全，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少数服从多数”，等等。实际上，在“花架子”制度和程序之下，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使程序“变形”，沦为虚设，“组织考察、集体决定”成为搪塞群众的冠冕堂皇的托词。“名正言顺”的背后，是“权大于程序”，“个人行为”在起作用。有的“一把手”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搞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班长”成“家长”，“群言堂”成“一言堂”，“书记一人提名，常委一致通过”的模式司空见惯，由主要领导拍板来决定干部的荣辱升降，卖官者选人用人出于个人私利、个人感情、个人好恶、个人目的，在提拔干部时“夹带私货”，以售其奸，局外人很难弄清个中“猫腻”。以人定人，成为官场的规律之一，由此形成了封建色彩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掌握用人权的“老板”“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从而引出“以钱开路”的买官行为。
利益的驱动，催生出买官卖官的政治怪胎。官职市场化，是当今登峰造极的腐败。买官卖官的腐败之风屡禁不止，暴露出官本位封建遗毒的影响，暴露出干部人事制度中的缺陷。这是我们端掉买官卖官“黑市”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