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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照例是一场精英的聚会，政界领袖，商界巨子，全球著名媒体的名记和评论员蜂聚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年初在瑞士召开的这个会议近几年已经成为数字时代英雄们凯旋的场所，吸引到的都是当今世界的名人，其影响早已超出商界和国别。今年的会议于1月26日到31日召开，有30多位国家首脑、数十位部长和1200位商界人士与会。但是，英国的《泰晤士报》显然没有被表面上的繁华所迷惑，而是写下了这样令人迷惑不解的话：“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一出没有王子上场的《汉姆雷特》。”尽管数字英雄们来了不少，如微软的老板，思科的老板等，政界的领袖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也到会并发表了精彩讲话，而这家报纸还是挑剔地说：“以前蜂拥而至推销最新电子商务投资噱头和‘新经济’评估模型的华尔街股票鼓吹者和‘分析家’，今年竟然踪影全无”。
“王子”既然没有出场，那么“贫儿”当然就成主角了！
根据《泰晤士报》的上述逻辑所作的这个推理是有一定道理的。据报道，今年的论题有两个，一是世界经济的走势，二是全球的贫富差距。对前一个问题，世界上执经济牛耳的人们已经讨论了很多，而第二个问题能够进入与会者的视野，这里发出的声音之所以被人们听到，至少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不容忽视了，我们不妨说，这个问题，便是此次会议上的“贫儿”。像达沃斯以往几次年会一样，这次会议也来了不少“不速之客”在会场外抗议，与会者对这些抗议者颇有怨言，但讨论的题目说明，外面的声音还是起了作用的。而且，今年的年会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达沃斯论坛举行的同时，在巴西的阿雷格里召开了一个规模达4000人的“世界社会论坛”，也是首脑会议，与会者则都是“贫儿”国家，会议的主旨是要推动“另一种全球化”，最强烈的要求是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会议谴责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组织都是达沃斯的主角。不难想象，后者拉起“另一种全球化”的大旗，显然有与前者的“全球化”叫板的意思。
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贫富差距竟然以对立的形式为全球注目，说明了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在达沃斯，安南先生陈述了这种严峻局面，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许多同类每天依靠只有不到2美元，全球卫生研究预算中只有不到10％用于解决影响90％的人口的健康问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比对基本人权的保护有力得多。因此他敦促商界巨头“成为更好的世界公民”。他警告他们，不能继续以牺牲穷人的利益来换取全球化的利益，而是应当更多地维护人权和改善劳工标准、环保标准，否则，最终大家都不会从全球化中得益。
贫富鸿沟拉大当然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根据1997年的数字，世界最穷的1/5人口在世界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已由2.3％降至1.4％，而最富的1/5人口则由70％上升到85％。1997年全世界350位亿万富翁的财产总合竟占了整个人类当年总收入的45％。各种统计都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直在扩大。
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差距到了2000年，得到了一个新名字，“数字鸿沟”，这个称呼在2000年七国首脑冲绳会议后，成为发达国家的共识。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与会者们又专题讨论了数字鸿沟问题。在他们看来，贫富差距，可以用数字化的差距来解释，只要发展中国家拼命搞数字化，就能够解决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问题。
尽管“王子”没有出席会议，但是，新经济“王子”仍然是一个基本的背景。把贫穷归之于数字鸿沟，突显的就是新经济的背景。确实，新经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信息技术、数字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史上的第三次重大革命，前两次分别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正象18世纪发生的产业革命相对于农业是“新经济”一样，目前的数字化、信息化相对于铁路、钢铁确实是新经济。既然新经济成立，那么与新经济对应的“新经济人”就同样应当成立，只不过，对于这种人，目前还没有一致的名称，但新经济中的从业者确实构成了一个群体，他们同旧经济中的比起来，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有人把他们称做“符号分析人员”，有人则干脆把他们称做与旧经济大陆上的居民分离的“高科技孤岛”上的居民，总之，他们与旧经济从业者之间有一条数字鸿沟。
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和国内的就业竞争，都将在新经济的背景下展开，对此我们没有异议，所有希望有好的未来的人，都不应忽视这一点。但是，目前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全是数字鸿沟造成的吗？只要缩小数字鸿沟就能解决世界和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与数字英雄们是有差距的。
在我看来，这些数字英雄们有意无意地编织了一套“数字化意识形态”，在用这套理论解释了他们暴富的原因的同时，他们也掩盖了导致贫富差距的根本症结：从国内来看，是政府的战略导向和权力的不当配置；从全球范围来看，则是全球贸易规则的不平等和全球权力的不当配置。在欺骗了他们自己和别人的同时他们也逃避了提出改造社会关系的问题和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只要这些症结犹存，新经济就不会自动消除贫富差距，只要这些症结存在下去，数字鸿沟就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即使数字鸿沟确实缩小了，也未必会给这些国家带来真正的发展。在达沃斯论坛上，一位与会者明确地提出了我们这里提到的问题。《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话准确地表达了这个问题，他说：“参加本次大会的某些人士说，变革将会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而出现。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某一天，每个津巴布韦人都可以接触到费用低廉的掌上电脑。但是，实际问题是，‘每个津巴布韦人都可以接触到公正的审判吗？’”
也就是说，在新经济背景下展开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新经济只是使老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而已。再加上新经济与“老特权”结盟，那就使老问题的解决更加无望了。
